信息就是權力，誰掌握了信息的發布權，誰就擁有了操縱公眾行動的權力。王韜創辦的《循環日報》依托香港發達的國際通信網絡和豐富的信息資源，成功地建構了一個以他為代表的口岸知識分子群體所領導的“信息中心”，並由此形成了一個新的中心—邊緣的權勢網絡。這個權勢網絡的本質就是信息發布網絡，它雖然地處中國的華南邊陲，卻逐漸成為推動中國向現代民族國家轉型的信息發源地。麥克盧漢（McLuhan）說，“任何傳送信息的新媒介，都會改變權力結構”。王韜的《循循日報》作為一個新媒介，也在悄悄地改變清朝的權力結構。讓都城北京的權勢相對削弱，而以香港、上海、廣州為代表的通商口岸，則成為現代中國社會的新的權勢中心點。王韜的新生命就依托在口岸城市的新媒介上。他在近代中國的曆史地位也取決於他對媒介功能的發揮。
雖然王韜的《循環日報》的曆史隻有10年（1874—1884年），但是這10年已經奠定了他在中國近代傳播史上的開拓者地位。1884年，功成名就的王韜回到了他當初倉促逃離的地方——上海。此時的清廷已經換了人間，垂簾聽政的慈禧太後也不再追究他私通太平軍的犯罪前科。畢竟，隨著太平天國的覆滅，王韜的這樁公案已成為曆史的浮雲，早已隨風而逝。清廷所熱衷的是大搞洋務運動，富國強兵。作為資深媒體人，王韜回到上海之後，擔任上海格致書院的院長，同時兼任上海最有影響力的中文報紙《申報》的編輯部主任。此時的王韜，因其聲名遠播，遊曆東西洋，而成為上海灘的“大聞人”。
到了19世紀90年代，他還擔任具有改革傾向的教會報紙《萬國公報》的撰稿人。1897年，歐洲列強和日本又開始掀起對中國的瓜分狂潮，這一年王韜去世了。但是，王韜留下的傳播遺產卻得到了後人的高度肯定。林語堂說，王韜是“中國記者之父”。白瑞華則認為，王韜對中國報紙的貢獻可以與梁啟超後來對雜誌的貢獻相媲美。[180]王韜如果泉下有知，對於如此高的曆史評價，也應是當之無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