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19世紀下半葉，美國的社會科學與改革思潮和改良活動有著直接的關聯。人們所知的“社會科學運動”——在1865年組建成“美國社會科學學會”（the American Social Science Association）——就屬於19世紀晚期的這類嚐試，它們要“運用科學”來研究社會問題，而不求助於直露的政治策略。簡單來說，這股運動的成員尋求將下層民眾的困擾轉變成中產階層公眾的議題。到了20世紀的頭幾十年，這場運動已經走完了它的曆程。它已經不再承載著什麽有關改革的中產階層激進意識形態。它對於整體福祉的格局寬廣的迫切要求，已經變成對於社會工作、合作慈善、兒童福利、獄政改革之類問題的範圍有限的關注。不過，除了“美國社會科學學會”，社會科學中還興起了幾個專業學會，並適時出現了幾種學院裏的係科。
因此，早先中產階層有關改革的社會學就出現了分裂，一方麵發展成為學院裏的專業，另一方麵發展成為更具體化、製度化的福利活動。不過，這樣的分裂並不意味著學院專業變得在道德角度上保持中立，在科學角度上客觀漠然。
在美國，自由主義已經成了幾乎所有社會研究在政治上的共同尺度，也是幾乎一切公共修辭和意識形態的思想源泉。人們普遍認為，這是因為眾所周知的曆史條件，或許首先是由於缺乏封建製，因此也就缺乏反資本主義精英和知識分子的貴族製基礎。古典經濟學的自由主義依然塑造著工商精英中的重要群體的視野，仍有其政治上的用途。即便是在最老辣精妙的經濟學描述中，平衡或均衡觀念的地位也依然堅不可摧。
自由主義也已經影響到了社會學和政治學，隻是方式更為彌散。美國社會學家與其歐洲前輩截然不同，強烈傾向於一次研究一個經驗性細節、一種情境問題。一句話，他們的關注點往往是細碎散落的。他們遵循“民主的知識理論”，設定所有事實生而平等。不僅如此，他們還主張，任何一項社會現象，都必然存在大量細微的原因。這種所謂“多元主義因果關係”（pluralistic causation），非常有利於“漸進式”改革的自由主義政治。事實上，認為社會事件的原因必然是為數眾多，細碎散落，這樣的觀念很容易陷入不妨稱為自由主義實用取向（liberal practicality）的視角。[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