具備社會學的想象力的人，就更有能力在理解更大的曆史景觀時，思考它對於形形色色的個體的內在生命與外在生涯的意義。社會學的想象力有助於他考慮，個體陷於一團混沌的日常體驗時，如何常常對自己的社會位置產生虛假的意識。在這一團混沌中，人們可以探尋現代社會的框架，進而從此框架中梳理出各色男女的心理狀態。由此便可將個體的那些個人不安轉為明確困擾；而公眾也不再漠然，轉而關注公共論題。
這種想象力的第一項成果，即體現它的社會科學的第一個教益，就是讓人們認識到：個體若想理解自己的體驗，估測自己的命運，就必須將自己定位到所處的時代；他要想知曉自己的生活機會，就必須搞清楚所有與自己境遇相同的個體的生活機會。這個教益往往會是痛苦的一課，但又常常讓人回味無窮。究竟是堅毅卓絕還是自甘墮落，是沉鬱痛苦還是輕鬆歡快，是樂享肆意放縱的快活還是品嚐理性思考的醇美，對於人的能力的這些極限，我們並不知道。但如今我們開始明白，所謂“人性”的極端，其實天差地別，令人驚懼。我們開始明白，無論是哪一代人、哪一個人，都生活在某個社會當中；他活出了一場人生，而這場人生又是在某個曆史序列中演繹出來的。話說回來，就算他是由社會塑造的，被其曆史洪流裹挾推搡而行，單憑他活著這樁事實，他就為這個社會的形貌、為這個社會的曆史進程出了一份力，無論這份力量是多麽微不足道。
社會學的想象力使我們有能力把握曆史，把握人生，也把握這兩者在社會當中的關聯。這就是社會學的想象力的任務和承諾。而經典社會分析家的標誌就是接受這一任務和承諾。無論是言辭誇張、絮叨囉唆、無所不寫的赫伯特·斯賓塞（Herbert Spencer），還是風度優雅、尋根究底、善良正直的E. A. 羅斯（E. A. Rose），無論是奧古斯特·孔德（Auguste Comte），還是埃米爾·塗爾幹（émile Durkheim），抑或是敏感糾結的卡爾·曼海姆（Karl Mannheim），都具有這一特征。卡爾·馬克思之所以在智識上秀出群倫，根本上在於這一品質；索爾斯坦·凡勃倫（Thorstein Veblen）之所以洞見犀利、諷才卓異，約瑟夫·熊彼特（Joseph Schumpeter）之所以能從多種角度構建現實，關鍵皆在於這一品質。馬克斯·韋伯（Max Weber）的深刻與明晰概源於此，W. E. H. 萊基（W. E. H. Lecky）的心理學視野同樣建基於此。當代有關人和社會的研究，精華的標誌正在於這一品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