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會科學各類學派所使用的口號中，最常見的莫過於“社會科學的宗旨就在於預測並控製人的行為”。現如今，在某些圈子裏，我們還能聽到許多有關“人類工程”的討論，這個沒有明確定義的用語經常被誤當作一項清晰顯見的目標。人們相信它清晰顯見，因為它依賴於“主宰自然”和“主宰社會”之間不被質疑的類比。有些人非常熱衷於“把社會研究打造成真正的科學”，認為自己的工作在政治上保持中立，在道德上無所掛懷，那些習慣於使用上述用語的人，很可能就屬於這類人。他們的基本觀念通常都會被闡述為社會科學“滯後”於自然科學，從而需要縮小差距。對於我前文所描述的許多“科學家”來說，這些技術專家至上論的（technocratic）口號等於充當著某種政治哲學的角色。他們以為自己正像設想中自然科學家處置自然那樣處置社會。他們的政治哲學就蘊含於一個簡單的觀點中：隻要人們現在用來控製原子的那些“科學方法”被用來“控製社會行為”，人類麵臨的諸般問題就會迎刃而解，人人都能安定和平，盡享豐足。
這些用語的背後隱含著一些有關權力、理性和曆史的奇特觀念，它們都不清不楚，混淆一團，可悲可歎。這類用語的用法暴露出一種隻追求合理性的空洞無物的樂觀主義，究其根基，是對理性在世間人事中可能承擔的幾種角色，對權力的性質及其與知識的關係，對道德行動的意涵，對知識在道德行動中的位置，對曆史的性質一概渾然無知，不知道事實上，人不僅是曆史的被造物，而且有時會是曆史中的創造者，甚至是曆史本身的創造者。這些議題都會影響到社會科學的政治意涵，因此我得來討論一番。不過在此之前，我想先簡要考察一下持技術專家至上論的哲學家們的核心口號，即有關預測和控製的這一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