縱觀曆史，社會結構這個觀念，連同有關它作為社會科學通用單位的爭論，與社會學的關係極為密切，而社會學家也是該觀念的經典闡釋者。無論是社會學，還是人類學，其傳統的研究主題都是總體上的社會或人類學家所說的“文化”。對於一個總體社會的任一特定性質的研究，其“社會學”特色就在於不斷努力將該特性與其他特性相關聯，以求獲得有關整體的概念。如前所述，在相當程度上，社會學的想象力正是這種努力的培訓結果。不過，放眼今日，這樣的眼光、這樣的做法，已經絕不僅限於社會學家和人類學家。曾經在這些學科裏的承諾，如今已經成了整個社會科學當中的宗旨和做法，至少已是蹣跚上路。
至於文化人類學，就其經典傳統和當前發展而言，在我看來都與社會學研究沒有什麽根本的分別。曾幾何時，在對當代社會的調查寥寥無幾甚或付之闕如的時候，人類學家不得不搜集荒遠之地粗樸無文的人群的資料。其他社會科學，特別是曆史學、人口學和政治學，則從學科肇始之時就依賴於有文字的社會裏積累起來的文獻資料。這一事實往往成了學科之間的分隔。但是現在，各式各樣的“經驗調查”被用於所有社會科學，實際上，是心理學家和社會學家在研究各曆史社會時最充分地發展起了相關技術。當然，近些年來，人類學家也研究了發達共同體，甚至是民族國家，隻是往往與其保持著相當的距離；反過來，社會學家和經濟學家也考察了“不發達的人群”。今天，無論是方法上的分別，還是主題上的邊界，都談不上真正把人類學與經濟學和社會學區分開來。
絕大多數經濟學和政治學都一直在關注社會結構的特定製度領域。針對所謂“經濟”，所謂“國家”，政治學家在較小程度上，經濟學家在更大程度上，都已經發展出了一些“經典理論”，並由學人們代代傳承。簡言之，他們都構築了一些模型，隻是對於自己的模型，政治學家（和社會學家一樣）一向不如經濟學家那麽自覺。當然，經典理論就在於構造一些概念和假設，由此做出演繹和概括；然後再將這些與各式各樣的經驗命題相比較。在這些任務中，概念、步驟甚或問題都有係統的規則，至少在隱含層麵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