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同社會科學領域之間的互動會隨著各自的發展不斷增強。經濟學的研究主題重新恢複了肇始之時的模樣——“政治經濟體製”，人們越來越把它放在總體社會結構裏麵來看。像約翰·加爾布雷思這樣的經濟學家，其政治學家的成分與羅伯特·達爾（Robert Dahl）或戴維·杜魯門（David Truman）不相上下；事實上，他有關當代美國資本主義結構的作品，堪比熊彼特有關資本主義和民主體製的觀點，或是厄爾·萊瑟姆（Earl Latham）有關群體政治的看法，都是有關某種政治經濟體製的社會學理論。哈羅德·D. 拉斯韋爾（Harold D. Lasswell）、戴維·裏斯曼（David Riesman）或加布裏埃爾·阿爾蒙德（Gabriel Almond）都可以說融合了社會學家、心理學家與政治學家三種色彩。他們在各門社會科學之間進退自如，也因此等於兼通眾門。隻要一個人開始把握這些“領域”中的任意一個，他就被迫進入了其他領域的勢力範圍，也就是說，進入了所有屬於經典傳統的那些領域。當然，他們也可以就某一製度性秩序有所專擅，但隻要他們把握了個中的精髓，也會逐漸開始在總體社會結構中理解其位置，從而理解它與其他製度領域之間的關係。這是因為，在相當程度上，人們越來越清楚，製度的全部實在就在於這些關係。
當然，我們不應當假定，麵對如此紛繁多樣的社會生活，社會科學家已經對手頭的研究做了合理的分割。第一，所涉及的每個學科都是應對特定的要求和條件而自己發展起來的，沒有哪個學科隻是作為某個通盤計劃的組成部分而發展起來的。第二，有關這幾門學科之間的關係，當然存在諸多爭議，而關於專業化的程度如何算合宜，也是頗有分歧。但今天有一樁事實壓倒一切：現在與其把這些不同意見看成是思想上的棘手之處，還不如視之為學院生活的既存現實。我認為，即使從學院的角度來看，它們如今也往往傾向於自我消解，逐漸落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