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日社會科學裏，有一種“曆史的運用”相當常見。事實上，這種運用與其說是貨真價實，莫若說是儀式文章。我指的是那種單調乏味的零碎貼補，即所謂“曆史背景的勾勒”，這種勾勒往往會被作為有關當代社會的研究的序言，或者是一個專門的步驟，即所謂“給出曆史角度的說明”。這樣的說明依賴於某一單個社會的過去，很少能夠達到充分。有關上述種種，應當說明如下三點：
第一，我認為，有一點必須承認：我們之所以研究曆史，往往隻是為了走出曆史。我的意思是，常常被當作曆史說明的東西，其實更應該被視為屬於有關被說明的東西的陳述。我們不應隻是把什麽東西“說明”成“來自過去的某種延續”，而應當追問：“它為何會延續下來？”通常我們會發現，不管我們研究的是什麽，根據它曆經的階段不同，答案也會變化。接下來，針對其中每一個階段，我們都可以嚐試找出這個答案扮演了什麽角色，又是如何以及為何轉到了下一個階段。
第二，在研究一個當代社會時，我認為有一條規則一般不會錯：在說明該社會在當代的特征時，首先看其在當代的功能。這就意味著要定位它們，視之為當代環境的一部分，甚至是當代環境的其他特性所引發的一部分。即便隻是為了對它們做出定義，做出清晰的限定，使其組成要素更加具體，最好也首先從一個多少有些狹隘的跨度開始，當然，這個跨度仍是曆史跨度。
有些新弗洛伊德主義者，可能以卡倫·霍妮（Karen Horney）為代表，在探討個體成年後的問題時，似乎也使用了類似的一係列步驟。他們隻是在論盡了個體性格在當下的所有特性和環境後，才去回溯遺傳和人生經曆方麵的原因。當然，有關整個事情的經典討論，還是發生在人類學裏的功能學派和曆史學派之間。我猜想，之所以如此，有一個原因是所謂“曆史說明”往往會變成保守立場的意識形態：諸項製度曆時彌久，演化至今，因此不能草率待之。另一個原因在於，曆史意識也往往會變成某種激進意識形態的根源：逐項製度說到底皆屬過眼煙雲，因此這些特定的製度對於人來說都既非永恒不易，也不是“順乎自然”，它們都會發生變遷。而這兩方麵的觀點都往往依賴於一種曆史決定論，甚或是容易導致消極無為姿態的曆史必然性，這樣來理解曆史如何演變至今、如何成型若此，實屬誤解。我一直致力於獲取這樣的曆史感，不想讓它歸於無聲，但我也不想以保守或激進的立場來運用曆史命運的觀念，借此支撐我的說明路數。我不讚成將“命運”視為某種普遍的曆史範疇，稍後我將予以說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