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許多方麵，具有社會和曆史維度的心理學問題是我們當下能夠研究的最引人入勝的問題。正是在這塊領域，我們時代的各主要思想傳統，事實上，是整個西方文明的各主要思想傳統，眼下形成了讓人十分興奮的交匯。也正是在這塊領域，“人性的本質”，即從啟蒙運動傳承下來的有關人的整體意象，在我們這個時代遭到一係列趨勢的質疑：極權主義政府的興起，民族誌相對主義，人身上非理性的潛力之巨大，以及眾生男女明顯遭受曆史轉型影響的速度之迅疾。
我們已經逐漸看到，要想理解眾生男女的人生，理解他們何以變成紛繁多樣的個體，就必須結合那些讓他們的日常生活情境在其中組織起來的曆史結構。曆史變遷承載著豐富的意義，不僅對個體的生活方式有意義，也針對性格本身，即人所麵臨的種種限製與可能。生氣勃勃的民族國家作為塑造曆史的單位，各色男女也在其中被篩選、被塑造、被解放、被壓迫，一句話，它也是塑造人的單位。正因為如此，各國或國家集團之間的鬥爭，也是各類人之間的鬥爭，從中東、印度、中國到美國，最終都將盛行這樣的鬥爭；正因為如此，文化與政治當下如此緊密地關聯在一起；也正因為如此，才會有對於社會學想象力的如此需要、如許要求。我們如果想要充分地理解“人”，就不能視之為孤零的生物體，將其看作一堆反射或一係列本能的集合，或當其是某個“可理解的領域”或獨立自在的係統。無論人還可能是什麽，他是一種社會性和曆史性的行動者；如果能夠被理解，就必須在與社會曆史結構密切而複雜的相互作用中來理解人。
當然，有關“心理學”與“社會科學”之間的關係，爭論永無寧日。絕大多數爭論都屬於在形式上嚐試將有關“個人”和“群體”的各式觀念整合起來。毫無疑問，這些嚐試總會以某種方式對某些人有用。幸運的是，我們在此嚐試梳理社會科學的格局時，不必考慮它們。無論心理學家們可能怎麽界定其研究領域，經濟學家、社會學家、政治學家、人類學家，還有曆史學家在研究人類社會時，都必須就“人性”做出相關預設。而這些預設現在通常落入了“社會心理學”這一交叉學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