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會科學家對於曆史的關注的極致體現，就是他如何把握自己生活其間的那個時代。而他對於人生的關注的極致體現，就是他如何把握基本人性，把握曆史進程對於人的改造可能設置的限製。
所有經典社會科學家都很關注他們所處時代的顯著特征，以及曆史如何在其中被塑造出來的問題；他們都關注“人性的本質”，以及他們所處的時代開始盛行的個體多樣性。馬克思、桑巴特、韋伯、孔德、斯賓塞、塗爾幹、凡勃倫、曼海姆、熊彼特、米歇爾斯（Michels），每一位都以自己的方式回應了這些問題。但到了我們當下，許多社會科學家卻未能如此。不過，也恰恰是在當下，在20世紀下半葉，這些關注開始成為亟待解決的議題，成為揮之不去的困擾，在我們有關人的研究的文化取向中占據重要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