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們這個時代，公眾麵臨的主要議題是什麽？私人經受的關鍵困擾又有哪些？我們要想梳理出這些議題和困擾，就必須搞清楚，在我們所處時期的標誌性趨勢下，有哪些價值備受珍視卻遭受威脅，又有哪些價值備受珍視同時也得到倡導。無論我們討論的價值是遭受威脅還是得到倡導，我們都必須要問，這裏可能牽涉到哪些突出的結構性矛盾？
當人們珍視某些價值，並且不覺得它們麵臨什麽威脅時，就會體驗到安樂（well-being）。而當他們珍視某些價值，但的確感到它們麵臨威脅時，就會體驗到危機——危機要麽限於個人困擾，要麽成為公眾議題。一旦他們所抱持的價值似乎無一幸免，他們就會覺得受到整體威脅而陷入恐慌。
但是，假如人們對自己珍視什麽價值渾渾噩噩，又或者沒有體驗到任何威脅呢？這就是所謂漠然（indifference）的體驗。而如果這種態度似乎波及所有價值，那就成了麻木（apathy）。最後，假如他們渾然不知自己珍視什麽價值，但依然非常清楚威脅本身的存在呢？那就會體驗到不安（uneasiness），體驗到焦慮（anxiety），如果牽涉麵足夠廣泛，就成了完全無法指明的不適（malaise）。
我們的時代彌漫著不安和漠然，但這種不安和漠然又還不能得到清楚闡明，並接受理性的分析和感性的體察。它們往往隻限於模糊的不安造成的苦惱，而不是從價值和威脅的角度得到明確界定的困擾。它們往往隻是沮喪的情緒，讓人覺得一切都有些不對勁，卻不能上升為明確的論題。人們既說不清麵臨威脅的價值是什麽，也道不明究竟是什麽在威脅著他們。一句話，它們還沒到能讓人做出決策的程度，更不用說被明確梳理成社會科學的問題了。
在20世紀30年代，人們基本沒有什麽懷疑，隻有某些自欺欺人的工商界人士覺得經濟議題也就是一堆個人困擾。在這些有關“資本主義的危機”的爭論中，對馬克思的梳理，以及許多未曾明言的對其著述的重新梳理，或許確立了這個議題的主導論調，有些人開始從這些角度來理解自己的個人困擾。大家都很容易看到是哪些價值受到威脅並予以珍視，而威脅它們的結構性矛盾也似乎一目了然。人們對這兩點都有廣泛而深切的體驗。那是一個講政治的年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