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性在世間人事裏的角色、自由個體作為理性載體的觀念，正是20世紀社會科學家從啟蒙運動哲人那裏繼承下來的最重要的主題。如果說它們依然屬於核心價值，由此可以具體陳述困擾，聚焦議題，那麽現在就必須以比早前思想家和研究者可用的更為精確、更有希望解決的方式，把理性和自由的理念重新陳述為待討論的問題。因為在我們所處的時代，理性和自由這兩項價值已經陷入危險，這雖然顯而易見，卻微妙難解。
根本趨勢已是眾人皆知。大型理性組織，簡言之，就是科層體製，確實是在愈益增長，但大多數個體的實質理性卻並非如此。芸芸眾生困於日常生活的有限情境，往往沒有能力理性地思考自己所處情境所臣屬的龐大結構，無論後者是否具備合理性。有鑒於此，他們往往會執行一係列貌似具備合理性的行動，卻對所致力的目標渾然無知。而且人們也越來越懷疑，即使是那些位高權重的人，就像托爾斯泰筆下的將軍們，也隻是裝作他們了解情況。隨著分工的不斷加劇，諸如此類的組織也愈益成長，設置了越來越多難以甚或無法進行理性思考的自我、工作、休閑領域。比如，士兵“一絲不苟地執行全套符合功能合理性的行動，但對於這次行動的最終目的何在，或者每一項行為在整體當中的功能如何，卻是一無所知”[1]。就連那些在技術方麵具備卓越智慧的人，可以高效地執行指派給自己的工作，卻不知道這會導致第一顆原子彈的爆炸。
事實表明，科學並不是一次技術方麵的“基督複臨”（Second Coming）。在一個社會中，科學的技術、科學的合理性被賦予了核心的位置，但這並不意味著人們就會理性地生活，不再有任何神話、欺詐與迷信。教育的普及也可能會導致技術白癡和民族主義者的偏狹，而不是開明獨立的頭腦。向大眾廣泛傳播曆史文化，或許也並不能提升文化感受力的檔次，而隻會走向庸俗化，與創新機遇形成強有力的競爭。高度的科層合理性和發達的技術既不意味著高度的個體智慧，也不等於高度的社會智慧。你無法從前者推出後者。原因就在於，社會、技術或科層等方麵的合理性，並不隻是個體的理性意誌和理性能力的宏大匯總。事實上，獲取那種意誌和能力的機會本身倒似乎往往被這種合理性阻礙了。以合理性方式組織起來的各種社會安排並不一定是增加自由的手段，對個體來說是這樣，對社會來說也是這樣。實際上，倒往往有人借助這些社會安排，實施暴政和操縱，剝奪理性思考的機會，剝奪人們作為一名自由人行事的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