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個體的立場來看，所發生的事情大多似乎是操縱、管理、盲目漂流的結果。權威往往不是公開顯明的，享有權力的人也往往覺得不需要予以挑明並做出正當化辯護。當普通人身陷困擾，或當他們感到正麵對議題時，為何不能找準思考和行動的目標，為何不能確定是什麽威脅到他們模糊分辨出屬於自己的那些價值，原因之一就在於此。
合理化趨勢甚囂塵上，產生上述種種效應，個體也因此“竭盡所能”。他的渴望、他的工作，都維係於他所處的情境，從中他找不到任何出路。他並不是在尋求逃脫之路，而是在摸索求適之道。他的生命中工作之外的那一部分被用來玩鬧，用來消費，用來“找樂”。但就連這塊消費領域也逐漸被合理化。他先是與生產異化，與工作異化，現在也與消費異化，與真正的休閑異化。個體的這種求適及其對於他所處情境和自我的效應，不僅導致他喪失了獲取理性的機會，假以時日，也會導致他喪失獲取理性的能力和意誌，還會影響到他作為一名自由人行事的機會和能力。事實上，無論是自由的價值還是理性的價值，他似乎都無從知曉。
這種求得調適的人也不一定就缺乏智慧，哪怕他們已經在這樣的環境下生活、工作和娛樂了相當一段時間。卡爾·曼海姆已經把這一點說得很清楚了。他討論了“自我合理化”，指的是深陷合理化龐大組織的有限局部中的個體，怎樣逐步係統性地調控自己的衝動和渴望，調控自己的生活方式和思考方式，與“組織的規章條令”保持高度一致。所以說，合理化的組織是一種讓人異化的組織：行為與思考的指導原則，這其中也包括情緒的指導原則，並不出於宗教改革風格人的個體良知，或笛卡爾風格人的獨立理智而發展。事實上，指導原則與史上所知的所有個體性都產生了異化，構成了矛盾。在到達極致的發展中，隨著合理性甚囂塵上，隨著合理性的落腳點和控製權從個體移到大型組織，絕大多數人獲得理智的機會都被破壞了，這麽說並非誇大其詞。如此一來，就出現了沒有理性的合理性（rationality without reason）。這樣的合理性不會與自由共進退，而是自由的毀滅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