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智與自由麵臨諸般危機，引發了這些困擾和議題，當然不能把它們梳理成一個宏大的問題。但以微觀視角把它們各自處理成一係列小範圍議題，或是局限在各自散布的情境中的一係列困擾，同樣無法應對這些困擾和議題，更不用說予以解決了。這些都屬於結構性問題，要說清楚它們，就要求我們從人生曆程和時代曆史這兩個經典角度來進行研究。隻有基於這樣的角度，才能追溯引發當今這些價值的結構與情境之間的關聯，也才能展開因果分析。個體性的危機，塑造曆史的危機，理智在自由個體生活中的角色和在塑造曆史過程中的角色——社會科學的承諾，正在於重述並闡明上述問題。
社會科學在道德上和思想上的承諾，就在於自由和理智將始終是受到珍視的價值，人們還將嚴肅認真、持之以恒並富有想象力地運用它們來梳理問題。但這也是寬泛所稱的西方文化在政治上的承諾。在社會科學裏，我們這個時代的政治危機和思想危機交匯一處：其中一個領域裏的嚴肅研究也就等於在另一個領域裏的工作。經典自由主義和經典社會主義這兩股政治傳統加在一起，也就窮盡了我們主要的政治傳統。而這兩股傳統作為意識形態趨於崩潰，也必然是與自由個體性的衰微、理智在世間人事中的消退有關。在當代，要從政治角度對自由主義和社會主義的宗旨做出任何重述，都必須包含下麵這種特別的社會觀並賦予其核心地位：在這樣的社會裏，所有的人都將成為具備實質理性的人，他們獨立的理性思考將對其所處社會，對這個社會的曆史，也因此對他們自己的生活命運產生結構性的後果。
社會科學家之所以對社會結構感興趣，與任何認為未來在結構角度上已經確定的觀點都沒有關係。我們研究人們決策所受的結構性限製，試圖找到行之有效的介入點，以便搞清楚，如果要擴大明確決策在塑造曆史的過程中的作用，在結構角度上可以改變什麽，必須改變什麽。我們之所以對曆史感興趣，與任何認為未來不可避免、未來受過去限製的觀點都沒有關係。人都是生活在過去的某些類型的社會裏，但這並不會給他們在未來可能創造的社會類型設置精確或絕對的限製。我們研究曆史，是為了捕捉一些替代選擇，讓人的理性與自由現在可以在其中塑造曆史。簡言之，我們之所以研究曆史上的社會結構，是為了在其中找到一些方式，實際或者能夠包容並控製這些社會結構。因為隻有這樣，我們才能逐漸了解人的自由的限製與意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