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於從事實際研究的社會科學家來說，根本沒有必要讓自己工作所處環境的“偶然事件”來塑造工作的政治意涵，或讓其他人的宗旨來決定工作的用途。討論工作的意涵，決定工作的用途，這基本都在他們的權力範圍內，屬於他們自己的方針。他們在相當大的程度上，但也是在基本未經檢驗的程度上，可以影響甚或決定這些方針。享有如此決定權，就要求他們做出公開的判斷，對理論、方法和事實都要做出決定。這些判斷作為方針，無論同行還是個體學人表示關注都無可厚非。然而，相較於有關個人方針和職業方針的公開討論，不公開的道德判斷和政治判斷的影響要大得多，這難道不是顯而易見的嗎？人們隻有把這些影響也變成需要爭論的方針，才會充分意識到它們，從而嚐試控製它們對於社會科學工作及其政治意涵所產生的影響。
任何一位社會科學家都無法避免做出價值方麵的選擇，並在研究中貫徹始終。問題同議題與困擾一樣，都關注那些對人們預期的價值構成的威脅；如果不承認那些價值，問題就難以梳理清楚。無論是研究，還是社會科學家本人，都越來越服務於科層目的和意識形態目的。有鑒於此，作為個體也好，作為專業人員也好，研究人和社會的學人都麵臨著如下問題：他們是否意識到自己所做工作的用途和價值，這些用途和價值是否在自己的控製之下，他們又是否力求控製它們？他們如何回答或無法回答這些問題，如何在自己的工作中和職業生活中運用或無法運用相關答案，決定了他們對於最後這個問題的回答：他們在自己作為社會科學家的工作中，究竟是（a）在道德上是自主的，還是（b）受製於其他人的道德立場，抑或（c）在道德上隨波逐流。我確信，貫穿這些問題的關鍵詞往往是出於好意，但已經不合時宜了。現在，社會科學家必須真真切切地直麵這些相當關鍵的問題。要思考如何來回答它們，似乎必須涉及某些事情。我將在本章討論其中一些內容，並給出我最近幾年逐漸開始覺得合乎情理的一種回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