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並不指望這一觀點能被所有社會科學家接受（我當下的觀點整體上也不需要）。我在這裏最想說的是，無論哪一位社會科學家，隻要接受了理性與自由的價值，當務之急就變為確定自由的限製，確定理性在曆史中所扮演的角色的限製。
社會科學家在接受第三類角色的同時，並沒有把自己看成是“外在於社會”的某種自主存在。他和其他絕大多數人一樣，的確會覺得自己外在於這個時代塑造曆史的主要決策；與此同時，他又明白，自己也是承受這些決策的許多後果的人當中的一員。他之所以在某種程度上意識到自己正在做什麽，成為一名公開的政治人，主要原因即在於此。沒有人可以“外在於社會”，問題隻是每個人在社會中身居何處。
社會科學家通常生活在階級、地位和權力皆屬中等的環境中。從他在這些情境中的活動來看，相比於普通個體，他在解決結構性問題時的位置往往毫無優勢可言，因為這些問題的解決之道從來也不可能是純粹思想性的或私人性的。要恰當地陳述這些問題，就不能隻限於開放給社會科學家的意誌的情境；而它們的解決之道也同樣如此。當然，這意味著這些問題關係著社會、政治和經濟等方麵的權力。但是，社會科學家又不單單是“普通人”。從思想上超越自己碰巧生活其間的情境，這正是他的任務所在。當他考察19世紀英國的經濟秩序、20世紀美國的地位等級、羅馬帝國的軍事製度，或是蘇聯的政治結構時，都是在完成這一任務。
隻要他還關注自由與理性的價值，他的一項研究主題就必須去探討，處在給定類型的社會結構中的給定類型的人，要想成為自由而理性的個體，可以利用哪些客觀機會。他的另一項主題則要探討，處在不同類型的社會中的不同位置的人，如果有機會的話，有哪些機會可以首先借助其理性和經驗，超越其日常情境，其次借助其權力行事，並對其所處社會的結構及所處時代產生一定後果。這些都屬於有關理性在曆史上所扮演的角色的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