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功的機會有多少？考慮到我們目前行事必然所處的政治結構，我認為社會科學家不太可能成為卓有成效的理性承載者。要讓占有知識的人履行這種關鍵角色，就必須滿足某些條件。馬克思曾言，人們自己創造自己的曆史，但並不是在他們自己選定的條件下進行創造。如果是這樣，要卓有成效地扮演這一角色，我們需要滿足哪些條件？需要的是各政黨、思潮和公眾群體具備以下兩點特征：（1）在它們內部，有關社會生活的各種觀念和替代選擇得到真正的辯論；（2）有機會真正影響具有結構性後果的決策。隻有存在這樣的組織，對於我一直試圖勾勒的理性在世間人事中所扮演的角色，我們才能表示切實可行、樂觀其成。順便說一句，我覺得這種情況該是任何充分民主的社會的一大前提要求。
在這種政體裏，履行其政治角色的社會科學家可能會“支持”或“反對”各式各樣的運動、階層和利益，而不是滿足於向一群往往麵目模糊甚或日趨衰微的公眾發言。簡言之，他們的觀念將投入交鋒，而這場交鋒（既作為一個過程，也作為任一給定時刻的結果）將具有政治上的相關性。如果我們認真對待民主的觀念，認真對待理性在世間人事中所扮演的民主角色，參與這場交鋒就絕不會讓我們苦惱。當然，我們不能假定說，有關社會現實的所有界定，都能導向某種無法辯駁、統合一體的學說。至於有關政治做派和手段的所有陳述、關於目標的所有建議，就更不能這麽假定了。[2]
如果缺乏這類政黨、運動和公眾群體，我們就會生活在一個特別的社會裏，它確實是民主的，但主要體現在其法律形式和徒具其表的期待中。這些環境其實能提供巨大的價值和可觀的機會，我們不應如此輕視。事實上，它們在蘇維埃世界裏付之闕如，那裏的知識分子起而抗爭，我們應當從中學到它們的價值。我們還應當學到，那裏是有許多知識分子遭到了肉身的毀滅，而在這裏，卻有許多人從道德上毀滅了自身。美國的民主體製固然在相當程度上徒具其表，但這並不意味著我們就可以回避以下結論：如果理性要在民主的曆史塑造過程中扮演任何自由的角色，那麽它主要的承載者之一肯定就是社會科學。就算民主的政黨、運動和公眾群體付之闕如，也不意味著社會科學家作為教育者，就不該努力把他們的教育製度鑄造成一個特別的框架，讓由個體組成的這類解放性公眾群體可以存在，至少在其形成伊始可以容身，可以鼓勵並維持他們的討論。這不等於說，他們在其不那麽具有學院色彩的角色中，就不應當教化這類公眾群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