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之所以寫這本書，是要界定社會科學對於我們這個時代的文化使命所具有的意義。我想具體確定有哪些努力在背後推動著社會學的想象力的發展，點明這種想象力對於文化生活以及政治生活的連帶意涵，或許還要就社會學的想象力的必備條件給出一些建議。我打算通過這些方麵來揭示今日社會科學的性質與用途，並點到即止地談談它們在美國當前的境況。[5]
當然，無論何時，“社會科學”的內涵都包括名正言順的社會科學家正從事的研究，但問題是他們絕沒有人人都幹同樣的事情，事實上他們幹的連同類事情都算不上。社會科學也在於過去的社會科學家已經做的研究，可是不同的學者會選擇構建並訴諸自己學科中不同的傳統。當我說“社會科學的承諾”時，我希望讀者清楚，我指的是我看到的那種承諾。
就在當前，社會科學家對自己所選研究的可能走向也普遍感到不安，在學術意義上和道德意義上皆是如此。而在我看來，這種不安，連同那些產生不安的令人遺憾的趨勢，都屬於當代思想生活的一種整體不適。不過，社會科學家身上的這種不安或許更為刺痛，哪怕隻是因為引領他們領域中的大部分早期研究的承諾更加宏大，他們所處理的主題性質特殊，以及今日的重要研究麵臨的需要相當急迫。
並非人人都有這種不安，隻不過有些人對於承諾念茲在茲，心懷赤誠，足以承認當前許多努力外表矯飾，實質平庸；對他們來說，許多人並無不安這一事實本身，隻會加劇他們的不安。坦率來講，我希望加劇這種不安，確定它的某些源泉，以便將其轉變成一種具體的激勵，去實現社會科學的承諾，清理場地，另起爐灶：簡言之，我希望去指明眼前的一些任務，點出目前必須做的研究中可以利用的手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