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章已言，切音字運動直接受到“學戰”觀念的影響。這一觀念不僅意味著改革著眼點從器物轉向文化，也意味著其所動用的人力資源的改變。如果用傳統術語來表述，“學戰”所麵臨的局麵近乎顧炎武（1613—1682）所謂“亡天下”。“有亡國，有亡天下”，二者“奚辨”？“曰：易姓改號謂之亡國。仁義充塞，而至於率獸食人，人將相食，謂之亡天下。”亡國之事責在上，“其君其臣，肉食者謀之”；一旦危機到了“亡天下”的地步，就必須全體動員，“匹夫之賤與有責焉耳矣”。[1]自然，19世紀西力東漸，並非“仁義充塞”，不過，從理想秩序的角度看，“亡天下”即“亡文化”，在時人眼中，二者之危急程度也差不多。事實上，切音字運動強調識字者的多寡攸關國家命脈，就提示了非常類似的思路。王汎森教授已注意到，戊戌年前後，思想界對於“民”和“民權”的觀念已經表現出濃厚興趣，圍繞著這些概念出現了各種論爭。[2]切音字運動的發軔與此時間大體一致，體現了這一時期思想氣氛的變化。庚子年以後，國人對清政府的救亡能力進一步感到失望，思想界的目光也不得不從官員和上層士大夫轉向民間。同時，“主權在民”的政治觀念和“國民”概念廣泛傳播，民眾在思想言說中的地位迅速提升，也直接推動了切音字運動的高漲。
“國民”一詞在理論上是包括全體國人的，唯思想界對此概念的具體運用則往往多落實在與“官”相對的一麵，略同於過去所說的“民”；而在“民”之中，又側重於與“上流社會”相對的“中等社會”和“下流社會”，尤其是後者。因此，國民意識的興盛同時也意味著國民本身成了一個“問題”。不少人意識到，“匹夫匹婦”要成為真正的“國民”，必須經過一番改造，其中，“開民智”是最重要的一環。[3]1903年《大公報》上的一篇文章說：“國何以富？曰：有國民故。民何以立？曰：惟造就故。”國家盛衰係乎“人民程度之高下”，“國民教育”的重要可想而知。然而，在文章作者看來，其時辦教育者“徒孜孜於高等專門教授以造就其所謂仕學、師範、士官、速成，而於造就國民之階級如小學校、實業學校等所謂養成完全國民以儲將來自立之術者，則不獲一睹”。如此，“吾恐講求振興教育行之百數十年，仍然官自官而國自國，士自士而民自民，彼此毫無密接關係也，遑言成績乎？遑言進步與發達乎？”[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