切音字運動應“學戰”和“國民”兩大思潮的刺激而興，然而這兩條路徑之間其實也不無矛盾：一方麵，既然漢字要為中國的貧弱負責，欲求國家富強便不能不進行全麵性的文字改革，邏輯上必定要走到廢漢字的道路上；另一方麵，切音字運動在實踐中針對的主要隻是不識漢字的“下流社會”，則其並不欲取代漢字，而隻是要創造一種與漢字並行、方便下層民眾使用的文字而已。
造成切音字運動在理論與實踐之間的差異的原因之一是，其參與者雖對漢字有激烈批評，然並不欲將中國文化傳統全盤棄置（參看第一章）。相反，不少人仍試圖通過各種方式盡量在切音字中維持“中國特色”，其中最直觀的途徑是字母形體。一般說來，漢語拚音方案所采用的主要有拉丁字母、漢字筆畫（偏旁）、速記符號、數碼四種形態，尤以拉丁字母和漢字筆畫為大宗：很明顯，前者看起來就很西化，後者則保持著方塊字風味。在這兩種方案中做何取舍，多少關係到一個人的文化取向。
根據附錄可以看出，在35種清季切音字方案中，除了有4種的字母形體情況不明之外，在剩下的31種裏，采用漢字筆畫（偏旁）者多達16種（其中2種有拉丁字母對音方案），占去半壁江山，完全采用拉丁字母的隻有6種。采用拉丁字母的江亢虎（1883—1954）聲明道：“須知道文字不過是記號，文理又是一回事，文字是文字，文理是文理。用英文文理拚出，便是英文；用中國文理拚出，便是中文。記號是英文，字理是中文。記號是形式，意理是實質。”所以他所造的“通字”雖然利用了“英文記號”，實際卻是“拚成中國文理”。[26]但這種聲明本身就意味著，當時流行的是另一種完全不同的認知。[27]
切音字運動諸子對於字母形體所承載的文化意味是有明確自覺的。即使是采用速記符號的王炳耀也特別聲言，他的發明“字母比之泰西，書法依乎本國”[28]。李文治和楊瓊更是有意識地依“六書之旨，別製形體”[29]。陳虯則批評盧戇章、蔡錫勇、沈學等人的方案隻是“仿洋文的法子”，而“吾們造出來的新字，是純主中法，略參西文，將來中外通行起來，也好替中國爭點文明的麵子”。這也是通過形體表現的：“甌文四體，大寫全師隸法，小寫時兼隸意；聯字正、便兩體，仿佛石經。總以不欲盡棄中法為主。”[30]馬體乾也認為：“用西母拚話語，亦如購洋呢以製華服，然其不適於用之處甚多。”[31]從附錄的表格中可以看出，大約1903年以後，漢字筆畫方案日益流行。大概正是覺察到了這種潮流，盧戇章1906年推出的第二套方案就采用了這一做法。[32]至於章太炎則本不同意在漢字之外另造一種文字（詳後），但也主張製訂一套用於注音的符號，而其所製“皆取古文篆籀徑省之形，以代舊譜”，自詡為“既有典則，異於鄉壁虛造所為，庶幾足以行遠”。[3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