切音字運動一直堅持為下層民眾提供一套讀寫工具，希望借此提升國家的整體競爭水平。不過，在接近20年的時間裏，隨著政治、社會局勢的變化，以及與其他思潮的互動，它的具體論述也發生了不少改變。文字一向被視為華夏文明最核心的表征，因此這個運動從一開始就麵臨著文化認同的質疑。不過，一直到庚子年以前，切音字運動的波及範圍還非常有限，有關的爭議也尚未尖銳化。1900年以後，切音字的觀點乘著教育普及思想的東風而廣泛傳播，國粹主義也上升為最具影響力的時代思潮之一，而其重點之一就落實在語言文字上[81]，這不能不使二者的關係日漸緊張，各種對立言論紛紛出現，切音字的角色與地位也隨之起伏。
1910年，陶成章（1878—1912）、章太炎在日本合辦《教育今語雜誌》。其“章程”雲：“我國文字發生最早，組織最優，效用亦最完備，確足以冠他國而無愧色。”唯“自唐、宋以降，故訓日湮，俗義日滋，致三古典籍，罕能句讀，鄙倍辭氣，亦登簡牘”，以致“不學者遂視為艱深無用，欲撥棄之以為快”，實貽害無窮。蓋“文字者，國民之表旗，此而撥棄，是自亡其國也”。[82]“艱深”二字正是切音字運動諸子對漢字最多的批評之一；“無用”二字，則更近於在巴黎提倡萬國新字的無政府主義者如吳稚暉等人的立場，不過切音字運動者也認為漢字實用性不足，故此處的批評也可以適用於切音字運動。就在同一年，章太炎更明確指出，科舉時代，小學雖不盛，然“習慣相承，非易驟革”。可是近年以來，破壞之風，卻“變本加厲”。其中要負主要責任之人，“文辭之壞，以林紓、梁啟超為罪魁。（嚴複、康有為尚無罪。）厭聞小學，則拚音簡字諸家為禍始（王照、勞乃宣皆是。）此輩固當投畀魑魅，而咎不在後生”。[83]其言辭激烈，憤憤之狀，可想而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