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元培在1901年10月的一篇文章中提出，語言為“接續思想之記號”，文字“又語言之記號也”。因此，傳播思想不能“越語言而徑憑文字”。從曆史上看，“周之時外史達書名，太史采詩，而以言語不通者為夷蠻戎狄”。自“秦漢以來，治文字不治語言，文字畫一而語言不畫一，於是語言與文字離，於是識字之人少，而無以促思想之進步。邇者有誌之士，為切音新字，為白話報，為白話經解（紹興北鄉義塾為之），思有以溝通之。然百裏異言，又勞象譯，所謂事倍而功半也”。他提議“於初級學堂立官話一科”，如此“則切音新字可行，而解經譯報之屬，通於全國矣”。[65]
事實上，蔡元培自己就在1898年製訂過一套紹興音切音字方案（參看附錄），與此處的思路顯然不同。蔡的觀點之所以有此變化，大約與他對中國統一問題的思考有關。查其1901年9月26日的日記有載：“閱矢野文雄《日本文體文字新論》，言中國地勢較歐洲尤難統一，而終能統一言語不同之各部者，以形字故也。又言卦畫即太古之音字，以不適用，故不行。”[66]照此思路，“音字”固有利於下層掌握，但中國分裂的危險豈不也在增加？蔡元培將此文大意采入日記，當受到不小的觸動，設官話科的建議大約即根源於此。自然，1910年時他所說的“切音新字”也已不再是方音方案。蓋方音切音字本為不懂官話的人而作，現既然要求大家通習官話，則要之何用？
不過，矢野文雄表彰的是“形字”，蔡元培所雲仍是切音字。這是因為，在他看來，按照“世界開化之序”，文字確有一個自“象形”到“諧聲”的發展過程。但他同時也承認，中國“舊法寓義於形，足為別嫌明微之識”，故將來“當新舊並行，如日本然，雖有假名，仍不廢漢文也”。[67]然而，構想仍不能使他完全滿意。兩年後，他在《新年夢》一文中，再次提及此一問題：彼時“國內鐵道四通。又省了許多你的、我的那些分別詞，善、惡、恩、怨等類的形容詞，那罵詈惡謔的話更自然沒有了。交通又便，語言又簡，一國的語言統統畫一了”[68]。與之並列的，則是我們前邊已經引用過的“又可拚音又可會意”的文字和“言文一致的文體”（參看第二章）。與1901年所述相比較，這段話有一個重要的不同：“又可拚音又可會意”的“新字”，已不是漢字與切音字並行，而是充分考慮到“形字”和“聲字”的特長而冶為一爐的作品了。顯然，這應是蔡元培對解決自己困惑的一種設想：“拚音”便於文字普及，“會意”便於語言統一，兩種素質集於一體，自然無須雙行並轡，徒多贅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