切音字運動反對漢字的理由中，有一個建立在特定的文字觀上：文字是記錄語言的符號，漢字卻是象形文字，不能滿足記音需要，因而是低劣的（參看第一章）。[1]盡管如此，切音字運動者卻沒有推翻漢字的想法（參看第二章）。但這個觀念本身就蘊含著一種顛覆性的力量，因而毫不奇怪，它也受到更加激進的漢語拚音化主張的青睞。這個觀念無疑是西來的。法國哲學家雅克·德裏達（Jacques Derrida，1930—2004）有一個著名論斷：西方文化中一直存在一種“言語中心主義”傾向——在意義、聲音、文字三者中，“言語與存在絕對貼近，言語與存在的意義絕對貼近，言語與意義的理想性絕對貼近”。文字是言語的記錄，是“中介的中介”，“外在”於意義。[2]在此觀念中，意義、聲音、文字構成了層層推擴、一線傳延的關係。[3]這和中國傳統文字觀存在極大差異。根據許慎的說法（參看第一章），文字源自對天地物象的摹寫，字形顯然比字音更重要。他當然沒有排除聲音的地位，不過，“依類象形”的“文”是“字”的基礎，“字”又是“形聲相益”的結果，故形體的重要性是聲音難以比擬的。這樣，西人極重視的“聲”，隻是漢字的認知要素之一；西人很少關注的“形”，在許慎那裏卻是首要的考慮對象。
漢字認知的這些特征建立在傳統文化的觀念基礎之上。首先，在意義、聲音和文字的關係上，中國同時存在兩種意見。揚雄（公元前53—公元18）的《法言·問神》篇雲：“言不能達其心，書不能達其言，難矣哉！”這句話反過來也就意味著，書是用來達言的，言是用來達意的，這是與西人同的一麵。同篇又雲：“言，心聲也；書，心畫也。”[4]“言”與“書”似乎又都各自直接對應於“心”，意義可以分別通過語言與文字兩條途徑表現出來（前引宋育仁所謂“字之形所以繪出人心中之意”即文為“心畫”之意。參看第三章），這是和西人異的一麵。綜合起來看，文字既是語言的記錄，又可以不是語言的記錄。[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