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於聲義說的形成和演變，沈兼士（1887—1947）在1933年發表的《右文說在訓詁學上之沿革及其推闡》一文裏已做了係統梳理，後來的研究在思路甚至引文範圍上都沒有太大突破。[23]故本章以沈兼士文為據，結合相關研究，對此問題做一概述。
沈兼士指出：“文字為語言之符……故訓詁之道亦應以音為樞紐。”據此，他在學術史上分出了“聲訓”“右文”和“以聲求義”三個階段。“聲訓”或“泛用一切同音或音近（雙聲或疊韻）之字相訓釋”，或以“同聲母字相訓釋”。漢人多用此，唯其限製條件過寬，時有“傅會”之弊。“右文說”由宋人王子韶提出，大意為：“凡字，其類在左，其義在右。”其法“為研究一組同從一聲母之形聲字與其聲母在訓詁上之關係”，較前人更有係統而“近於真實”。此後，有不少人注意到此一現象，唯未能“明言其理”。[24]
“音聲詁訓相通”的具體原理到清代才大彰。在這方麵做出最重要貢獻的是段玉裁和王念孫。段氏研究《說文》，提出“以聲為義”的條例：“古今先有聲音而後有文字，是故九千字之中，從某為聲者，必同是某義。”[25]王念孫說，“竊以訓詁之旨，本於聲音。故有聲同字異，聲近義同，雖或類聚群分，實亦同條共貫”，故可“就古音以求古義，引伸觸類，不限形體”。[26]胡奇光指出，段、王的不同在於，前者把“因聲求義”放在“主導地位”，“據形說義”放在“次要地位”；後者則“不必據形說義，而要就古音求古義”。[27]其後，黃承吉（1771—1842）著有《字義起於右旁之聲說》，明確繼承“右文說”：“六書之中諧聲字為多。諧聲之字，其右旁之聲必兼有義，而義皆起於聲。……凡字之以某為聲者，皆起原於右旁之聲義以製字，是為諸字所起之綱。其在左之偏旁部分，則即由綱之聲義而分為某事某物之目。”這裏把許慎以形體為綱、聲音為目的關係顛倒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