漢語拚音化思潮可追溯到清末，大體又分作兩個源頭。一個是切音字運動（詳見第一章），另一個是一批信仰無政府主義的海外留學生，特別是在巴黎辦《新世紀》的吳稚暉等人所提出的漢字必廢、中國應采用“萬國新語”的主張。從整體上看，後者較切音字運動要激進得多，而當時在國內的實際影響並不如切音字運動。
新文化運動期間，隨著白話文的普及，各種新思潮迅速風行，反傳統觀念甚囂塵上，語文改革成為時人爭論的焦點。其時最極端的一種意見是廢漢語，采用“世界語”或其他一種外語作為“國語”（參看第五章）。唯此與現實差距太大，即使在最激進的人士中，多數也對此並不樂觀。在這種情形下，漢語拚音化思潮在20年代早期盛極一時。到了三四十年代，隨著中國字拉丁化運動的興起（參看第五章），漢語拚音化達到了另一個高峰。
整體來看，雖然漢語拚音化的具體方案差異很大，具體程序也有緩急不同，但要求廢漢字的理由大同小異，可概括為應用和學理兩個方麵。前者包括三點：一是難記、難寫，浪費時間；二是不便於檢索和機械化（印刷和打字）；三是和西文拚音方式完全不同，不利於接受西洋文明，特別是科學。後者則大體不出章太炎轉述的斯賓塞學說的範圍：從文字和語言的關係看，文字是語言的符號；從文字自身的發展過程看，從象形到拚音是進化的必由之路。對此，第一章已經做過一些討論，本章則進一步將其擴大至對整個漢語拚音化運動的考察。
前邊說過，從切音字運動開始，“文字是語言的符號”一語就被反複提及。但大多數人隻是將其作為製作切音字的理論依據和指導原則，並未得出漢字應被廢棄的結論。新文化運動後，同樣的言論再次出現，結論已是顛覆性的了。傅斯年（1896—1950）說：“語言是表現思想的器具，文字又是表現語言的器具。”既是器具，則當求其方便。“我們主張廢止文言，改用國語，隻因為文言代表思想是不方便的。漢字改用拚音的道理也是如此。”[61]魏建功也說，語言是“留聲”的符號，文字是“留形”的符號。“留形的符號本是把留聲的符號由嘴裏寫到紙上而已，所以文字原本是將語言記到紙上的東西”，乃是“符號的符號”。在文化變遷過程中，語言是先導，文字是追隨者，“語言不絕的進化，文字也不絕的進化”。漢字的拚音化是“進化的趨勢”決定的。[62]汪怡（約1875—約1960）討論中國文化何以“落後”時，也歸咎於此：“文字語言本是一事，口說的語言和手寫的文字能夠一樣，方可適用”；中國字不達言，自應淘汰。[6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