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管是從文字與語言的關係入手，還是從漢字自身的“象聲”化趨勢立論，“聲音”在漢語拚音化思潮中無疑扮演了核心角色，而這還隻是整個中國現代語言學“聲音轉向”的一部分。
這一轉向首先體現在“語言學”這一名目的確立上。一般認為，今日所謂“語言學”，在中國傳統學術中的對應概念就是“小學”。1906年，章太炎提出，“小學”一詞名實不符，應改稱“語言文字之學”，主要包括字形、音韻、訓詁三部分，分別處理文字的形、聲、義。學者通常將此視為中國現代語言學建立的標誌，因其“明確指出，中國現代語言學研究的對象，不僅是文字，而且是語言”。[98]不過，單從名目上看，章太炎是把文字和語言並列的（盡管有先後的不同），且其實際研究範圍也還沒有超出傳統小學。
當然，曆史本是一個連續體，一定要從中選取一個事件作為標誌，必然會有各種各樣的問題，有時也是不得已的“權辭”。故本章並無意否定前人成說。然而，也應注意到的是，後來通行的“語言學”一名，較章太炎所謂“語言學”範圍更廣泛，實際是用“語言”涵蓋了“文字”。呂叔湘說得很清楚：“因為語言和文字有主從之別，語言可以包括文字”，西文“語言”一詞（如language）即如此。[99]黎錦熙則說：“原來‘語言文字’，向來是可以連串著成一個兼詞的，在中國則不然，語言和文字早已分家，要製作新文字，隻須依據真語言，萬不可再根據舊漢字。”[100]黎氏表麵也是把語言文字放在平等地位，實則其所謂文字以語言為鵠的，與呂叔湘一致，故才有拋開“舊漢字”以造“新文字”之說。最能說明問題的一個例子是，黃克武發現，傅斯年在嚴複所譯的《穆勒名學》一書中有段眉批，謂嚴氏將philology譯為“字學”不當，應譯為“語學”。[101]此例簡潔地傳達出“文字”和“語言”在嚴複和傅斯年這兩代知識分子間權勢易位的情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