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清代以來，“文字起於聲音”的觀念先後扮演了三種不同角色：在傳統小學中，其作用是發明因聲求義的原理；在切音字運動中，其作用是為製造切音字提供理論依據；到了漢語拚音化思潮中，它就直接被利用並改造，而成為廢漢字的學理基礎。如果我們從線性演變的觀念出發，這三個階段無疑呈現出步步推進的趨勢，而第二個階段看起來似乎是第一階段和第三階段之間的過渡。但從實際後果看，後兩個階段與第一階段在思路上又呈現出一個根本斷裂：本來為訓釋字義服務的理論變成了顛覆漢字本身的力量。這和社會進化論觀點下看到的曆史延續性可說是兩幅完全相異的圖景。
在整個中國近代史中，本章所論無疑隻是一個很小的主題，但其啟示意義不能低估。傳統的影子在近代處處可見，怎樣理解它們，卻見仁見智。在“現代化”思路下，它們往往隻是傳統的殘餘，也是需要進一步清掃的對象。近些年，學界試圖突破傳統與現代的二元對立模式，給了這些因素以更加積極和正麵的審視。然而，由於仍部分受到線性史觀的影響，這一思路常常更多地關注曆史的延續性，不免把“現代化”論者視為近代“突破”的那些因素，徑直看作傳統趨勢直接發展的結果。
假如一切都如同布羅代爾（Fernand Braudel，1902—1985）所說，曆史海洋的波濤洶湧僅是表麵現象，在其深處存在著極為緩慢甚至根本就是“不變的”洋流——它們才是真正決定曆史的力量；那麽，晚清以來的中國史就正如溝口雄三（1932—2010）所雲，僅是土生土長的“前近代”思想的“曲折展開”，西方對中國的衝擊並未破壞這個“結構”，隻是“促進了前近代的蛻化”並“因力量過剩造成了一些變形而已”。[134]然則，晚清人常常感歎的“數千年未有之大變局”豈不成了精神緊張的過度反應？根據本章所揭示的事實，曆史其實還有另外的麵向：有時，延續性隻是一種表層曆史現象，向深處追究，我們看到的反而是曆史的斷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