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現代語文革新運動由若幹個相對獨立而又彼此相關的子運動構成。其中，白話文運動和漢語拚音化運動都把“言文一致”當作鵠的。它們的學理基礎和思考邏輯不無相近，參與人員方麵亦頗有重合，可以視作一對“孿生”運動（參看第一章）。[1]但二者的差異也很明顯：漢語拚音化運動的目標顯然要比白話文運動來得激烈。這當然也影響了它們的結果：白話文很快就被接受，登堂入室，成為“正統”；漢語拚音化運動雖也頗覺熱鬧，遭遇的社會阻力卻要大得多。事實上，即使那些鼓吹漢語拚音化的人士，許多也隻把它看作一個努力的方向；不像白話文那樣，可以立即執行。
1911年，一位署名“博山”的作者提出，漢字確實不利於教育普及，但這並不意味著它就該被廢除。事實上，隻要多作“通俗文”，就能彌補其間的損失。[2]顯然，在這個計劃中，白話文是作為漢語拚音化的代償品出現的。與之形成映照的是1927年魯迅的一次演講：“中國人的性情是總喜歡調和，折中的”，因此，要想實現“平和的改革”，就得宣傳一種“更激烈的主張”。比如，新文化運動時期，錢玄同提出了激進的廢漢字論，就使得白話文乘機“減去了許多敵人，反而沒有阻礙，能夠通行了”。[3]把這兩段話放在一處，博山所言仿佛是要為魯迅提供一個例證一般，頗為有趣。
而這兩個例子也提示我們思考：除了平行和交集之外，白話文運動和漢語拚音化運動是否還存在其他關聯？魯迅注意到的是，漢語拚音化為白話文的推廣提供了一個反向助力；本章所關注的，則是問題的另一麵：白話文的迅速成功，也為漢語拚音化運動的開展提供了若幹方便。簡單地說，我將這兩個運動放在一種動態關係中，不是要僅僅思考它們在思想結構上的靜態聯係，而是要討論，白話文之爭怎樣改變了語文改革運動的思想生態，又進一步造成漢語拚音化運動論證策略的調整。其實，我們也不能僅僅著眼於文字和文體，而必須把語言層麵考慮進來。這是因為，在新文化運動者那裏，白話文和漢語常被認為是一而二、二而一的關係，密不可分；同時，它也必然受到漢字形式的影響。語言問題和文字問題都從白話文上透露出來。這也就不難理解，何以自白話文運動興起之後，如何評估漢語，怎樣處理漢語和漢字的關係等問題，一直爭議不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