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8年8月，《新青年》發表了朱經農（1887—1951）寫給胡適的一封信。信中把當時國內各種“文字革命”（即本書所謂“語文革新運動”）的主張歸納為四種：第一，“‘改良文言’，並不‘廢止文言’”；第二，“‘廢止文言’，而‘改良白話’”；第三，“‘保存白話’，而以羅馬文拚音代漢字”；第四，“把‘文言’、‘白話’一概廢了，采用羅馬文字作為國語”。[4]朱氏所用“文字”一詞是廣義的，涉及文體、狹義的文字和書麵語言等不同層次。這四種主張均與白話文運動有關，但一種比一種激進：前兩種都還集中在文體層麵，第三種已涉及漢字存廢，第四種所謂“采用羅馬文字作為國語”者，實際是采用西方“語言”（包括世界語）作為“國語”的意思，則更是把漢語、漢字、漢文一網打盡，全部推翻。
在這四種主張中，《新青年》同人最熱心的主要是第二種和第三種，但也有人支持第四種，其中最積極、影響最大的是錢玄同。[5]1918年4月，他在給陳獨秀的一封信中，明確表示反對“改漢字為拚音”。錢玄同認為，中國不但言文不一，而且方言紛歧，要靠幾個人的力量“在十年八年之內”完成統一語言的事業是不可能的。然而語言不一，“即斷難改用拚音”，何況漢文乃“單音文字，同音者極多，改用拚音，如何分別？”更重要的是，漢文本來就缺乏“新理、新事、新物”，如用漢字造新詞，“既改拚音，則字中不複含有古義，新名詞如何造法？難道竟譯Republic為Kung-huo，譯Ethics為Lun-li-hsuh嗎？”蓋譯義容易造成對原文的曲解，不利於新思想的傳播；若在文中直接夾雜西字，“則一文之中，用西字者必居十之七八，而‘拚音之漢字’，不過幾個介、連、助、歎之詞，及極普通之名、代、動、靜、狀之詞而已”，又有何必要？[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