錢玄同雖對白話文的前途懷有疑慮，但他和陳獨秀、胡適、傅斯年等人的交鋒，乃是同一陣營內部的激進與緩進之爭。與此同時，也有一些人站在維持或至少是同情文言文的立場上，對新文化運動的某些結論加以批評（但這並不意味著他們反對白話文），導致胡適等人起而反駁。在他們的爭論中，怎樣評估漢語的發展水平，成為又一個根本性的問題。
1919年，孫中山（1866—1925）在闡釋其“行易知難”的思想時，羅列多方證據予以說明，其中在語言文字方麵，專門舉出廢漢字論，作為主要批駁對象。孫中山承認，“中國文言殊非一致”，漢字仍是“古昔”之體，漢語卻屢經遷變。但在他看來，這隻是表麵現象，事實上，漢字雖不變，“其使用之技術實日見精研”，漢語卻隻有“變遷”，而實“無進化”，乃世界語言中之“粗劣者”，以致“往往文字可達之意”，言語反“不得而傳”。這是因為，“文字可傳久遠，故古人所作，模仿匪難；至於言語，非無傑出之士妙於修辭，而流風餘韻無所寄托，隨時代而俱湮，故學者無所繼承”，自然無從長進。故中國“文字有進化而言語轉見退步”。這和漢字的性質有關：“歐洲文字基於音韻，音韻即表言語；言語有變，文字即可隨之。中華製字以象形、會意為主，所以言語雖殊而文字不能與之俱變”。但是，“此不過為言語之不進步，而中國人民非有所闕於文字。曆代能文之士其所創作突過外人，則公論所歸也。蓋中國文字成為一種美術，能文者直美術專門名家，既有天才，複以其終身之精力赴之，其造詣自不易及”。據此，“中國文字決不當廢”。[41]
孫中山此說顯然不隻針對漢字，實涉及白話文問題，故它一發表就招致胡適的責難。在胡適所藏書信集中，有一封1919年7月19日廖仲愷（1877—1925）的來函：“尊函得讀，即以呈之孫先生。所論中國‘文字有進化，而語言轉見退化’，孫先生謂此層不過隨便拾來作襯，非潛深研究之結果，且於文學之途本未考求，擬請先生將關於此層意見詳細開示。”顯然，胡適曾寫信給廖，表達對孫說的不滿。至於廖仲愷自己則認為，中國“文字有進化”一語“自非實在”，但“語言退化卻係事實”。他問胡：“即以白話文論，近時之白話小說、白話文字，較之前代之小說、語錄，已大不如。以此為退化之征，未悉有當否？外此未審有語言不退化之征象否？”廖氏強調，說這些不是要反對白話文，相反，“惟其如此，所以我輩對於先生鼓吹白話文學，於文章界興一革命，使思想能借文字之媒介，傳於各級社會，以為所造福德，較孔孟大且十倍；惟其如此，而後語言有進化而無退化”。[4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