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過幾次論爭，漢語的地位已在學理上獲得肯定，新文化運動者雖然也不同程度地注意到它在實際應用中存在的不足，但也都認可，漢語不失為一種進步的語言，至少也處於正在進化的過程中。因此，它完全是向現代生活開放的，所有的不足都可以得到彌補和改善。此後，如同五四時期那樣質疑漢語在性質上不能適應現代社會的論調已經很難看到了。
顯然，不管對白話文運動，還是對漢語拚音化運動，這種形勢都是有利的，但二者從中受益的程度並不相同。由於漢語與白話文被視為同一枚硬幣的兩麵，故漢語地位的穩固，也就意味著白話文地位的穩固；可是，對於漢語拚音化運動來說，漢語的進步性隻能是一個先決條件，遠不足以證明廢除方塊字、改用拚音文字的合理性。在這種情況下，為了說服更多信眾，拚音化論者一麵繼續圍繞漢字的特點做文章，一麵又試圖向白話文借力。這樣，漢語的發展水平問題再度被帶回討論桌上，不過，這一次話題變了，不是漢語在本質上是否落後的問題，而是：對於漢語中存在的問題，誰要負主要責任？當然，這裏邊有社會經濟等原因，但最直接的原因是什麽？更明白地說，漢字在其中扮演了什麽角色？
前述孫中山的言論對此問題實已有所涉及。他認為，漢字的非拚音特性，使得語言得不到足夠的書麵訓練，乃是造成漢語“退化”的主要原因。這雖然受到了胡適的反駁，但不少鼓吹漢語拚音化的人士卻同樣持此觀點。趙元任在1916年的一篇文章中表示：“口語聽起來”確是“粗俗”的，這是因為人們不用口語寫文章，“結果口頭語言就隻能跟粗俗聯係起來”。[70]1935年，教育學家林礪儒（1889—1977）在一篇反對中小學讀經的文章中說道，“記得敝省廣東老輩讀書人，每逢要說一段有條理的話，便滿口之乎者也，有點像《鏡花緣》裏的淑士國。這是因為粵語不足發表思想，而又乏國語練習，所以隻好借文言發表意思。近年回來聽學生們說話仍未脫淑士國習氣”，表明“今日中小學生”所“亟需”者，乃是“現代國語訓練”，而不是經書。[71]直到20世紀40年代後期，心理學家、語言學家陸誌韋（1894—1970）還說：“目前的口語，因為沒有文化人來寫，全靠老百姓的嘴，說來說去，結果越說越土，有些方言淨是罵人的話，粗俗不堪。”[72]這些言論，不管是思路還是結論，都與孫中山如出一轍，隻是他們對漢字的觀感和孫氏正好相反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