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到今天，漢語拚音化也沒有成為現實，且已漸行漸遠，慢慢退出了曆史舞台。不過，在20世紀的中國文化史上，它確曾風光一時，不光受到專業語言學家的青睞，更吸引了一大批左翼青年追隨，甚至為國家領導人所向往[112]；其影響又不僅是思想上的，而是落實到具體的行動中，實實在在成為一場“運動”。它的目標極為遠大，不隻是要改造語文，而且被上升到救國的高度上。魯迅那句常常被人引用的名言——“漢字不滅，中國必亡”[113]，就是其動機的鮮明寫照。這一運動值得花費大量筆墨來描述，不過，這不是本章的任務。我這裏隻是要考察它在論證策略方麵的一個變化過程，雖然要深入了解這一點，仍不能離開現代語文革新運動的整體脈絡。
本章的論述試圖表明，在以“言文一致”為導向的語文革新運動內部，至少存在兩個相關而具體目標又不盡相同的分支，一個是以文體改革為主的白話文運動，另一個是以文字改革為主的漢語拚音化運動，它們既相互支援，又相互爭鬥。白話文運動較為溫和，又具有曆史上的鋪墊，更易為社會所接受。此外，由於它同時關涉到語言和文字兩個層麵，故而也在整個語文革新運動中占據了樞紐地位。它的迅速傳播，把漢語帶入了思想論爭的旋渦，而這些討論又進一步促進了漢語拚音化運動論證策略的調整。
五四時期，圍繞著錢玄同“廢漢文”的主張，《新青年》刊發了一係列爭論文章，其焦點是要不要在“廢漢字”的同時兼“廢漢語”，結果是廢漢字而存漢語的意見占了上風。第二場討論以孫中山提出“漢字進化，漢語退化”的觀點為契機，集中在漢語是否比漢字落後這一問題上。在這次討論中，新文化運動者雖然對漢語發展水平存在不同評價，但多數主張應把漢字和漢語視為兩個不同的範疇，也都認可漢語的發展比漢字更為“進步”。這樣，他們既在學理上穩固了漢語的地位，又使得漢字成為中國語文中各種弊端的替罪羊。在此前提下，漢語拚音化論者順勢推動了對第三個議題的討論：漢語中存在的不足與漢字是什麽關係？這一議題使得漢語拚音化運動突破了清末以來就漢字論漢字的思路，轉而從語言的角度思考問題，最終形成“廢漢字以救漢語”的論證策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