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現代語言學誕生於20世紀初。作為西學東漸的產物，它自始就處在國際學術的影響之下。西方語言和語言學的影子一直在中國語言學中若隱若現——或是參照的基準，或是比較的對象。在民國時期，引起中國語言學家濃厚興趣的一個問題是，在人類語言進化史上，漢語究竟處於何種地位？這個問題本由19世紀西方的一些語言學家提出，他們大多也給出了答案，但大多數答案並不令中國人滿意，因此，中國語言學家不得不做出自己的回答。這場討論並不隻是語言學的“內部”事務，實與近代中國人的文化認同和政治理想息息相關。眾所周知，晚清以來，中國人一直受到進化論的困擾，其核心是：中國在人類文明的進化階梯上究竟處於哪一階級？這一問題的答案，被認為直接關係到中國文化乃至整個國家生命運勢的最終走向，語言進化則是這個大議題中的一個分支。
因此，要準確地在一個更廣闊的思想和文化背景中確定這個議題的位置，需要我們跨出語言學的疆域。布爾迪厄曾說，“‘純粹’語言學”研究所持的“語法學家的態度”，和實踐中的“言說者的態度迥然不同，後者力圖通過言辭用以行事的能力在世界中完成各種行為，並影響這個世界”。[1]我們應在此基礎上注意到，在很多情形下，“語法學家”對語言的分析其實也是一種“言說”，同樣是“行事”的工具。他們常常借助於此，在更廣闊的世界裏達成自己的目標。[2]
20世紀上半葉中國語言學界對漢語進化地位的討論，既是中外語言學家之間的專業對話，又構成了他們各自與外部世界對話的一部分。從字麵上看，漢語進化地位的問題至少指涉了三個層麵：一是對漢語性質的認知；二是對人類語言整體圖景的把握；三是對語言進化序列的勾勒，並在其中為漢語定位。第三個層次是問題的核心：由於不同的語言學家所持的進化標準不同，他們在前兩個層次的問題上也持有不同答案。至於語言進化標準的選擇，並不完全由學理決定，而是語言學理論和各種文化、政治考量互動的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