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18世紀以來，隨著貿易範圍的擴大和殖民進程的開展，西人接觸到了世界不同地區的文化和語言。作為這種接觸的一個直接後果，西方語言學者試圖按照不同標準，把世界語言劃分為若幹類型，比如，麥克斯·繆勒就以種族為依據對語言進行分類。不過，語言和種族並非一一對應關係，因此，這一分類法並未得到廣泛認同。更流行的是“形態分類法”或稱“類型分類法”，主要根據語言的語法特點，包括詞的構造、語法意義的表達方式等對人類語言進行分類。
較早從這一角度思考問題的，是18世紀下半葉法國的“百科全書派”。在他們看來，人類語言可分為兩種，一是“分析性語言”（langues analytiques），一是“詞序可變語言”（langues transpositives）。“前一種語言類似某些現代歐洲語言，詞形變化較少，主要靠據說跟思想的自然順序一樣的詞序表示語法關係；另一種類似拉丁語和古希臘語，詞形變化豐富，因此詞序可以較自由地變化，而不影響句子的語法關係。”這兩者之間具有曆史承續關係。換言之，“分析性語言”是“詞序可變語言”發展的結果。[4]之後，又有語言學家將語言分為“綜合語”（synthetical language）與“分析語”（analytical language）兩類。[5]在綜合語中，語詞中表示語法關係的形態部分與表示語義的語根部分密不可分；在分析語中，二者可“任意分離獨立”，主要靠語序和虛詞等表示語法關係。歐洲語言皆屬綜合語，“惟近代變遷之傾向，已漸趨於分析語矣”[6]。
19世紀以後，比這種“二分法”影響更大的是“三分法”。先是德國學者洪堡（Wilhelm von Humboldt，或譯“洪堡特”，1767—1835）把語言分為孤立語、黏著語、屈折語、合體語（今通譯為“多式綜合語”）四類；之後，另一位德國語言學家奧·施萊赫爾（August Schleicher，1821—1868）將合體語並入黏著語，保留了孤立語和屈折語，分為三類。[7]這種三分法提出後，長期為世界各國語言學家所普遍采用，也是20世紀中國語言學家重點針對的一種分類方法（詳後）。這裏可以用丹麥學者裴特生（H.Pedersen）的一段話，對三分法略做解釋：“孤立語一般引漢語為例：所有的字都是單音節，沒有任何曲折變化。凡是印歐語利用曲折變化來表示的關係，如果在漢語裏必須表明而不能完全省略的話，就利用獨立的單字。印歐語必不可少的曲折變化（如屬格、複數、動詞的時式等），在漢語裏也是同樣利用單字來處理。”黏著語以土耳其語為範例，“利用大量的詞尾來表示詞的關係，不過詞（幹）和詞（尾）的連接是很清楚的，這兩部分的界限不會發生混淆”。屈折語的“詞和詞尾混成一個不能分解的整體，詞的內部變化可以用來表示不同的關係”，其典型是原始印歐語。[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