據筆者目前掌握的材料，中國學者對形態分類法的係統介紹和回應，似首見於胡以魯的《國語學草創》。胡以魯，字仰曾，浙江寧波人。清末留學生，先在日本大學學習政法，又進入東京大學“博言科”學習語言學；1913年被聘為教育部讀音統一會會員，1914年至北京大學講授語言學，1915年逝世。[20]他的《國語學草創》一書被認為是第一部利用理論語言學框架寫成的“漢語概論”，1913年初次印行，1923年由商務印書館正式出版。[21]
除了學習過政法和語言學外，胡以魯另一個值得注意的知識背景是在東京的時候，曾跟從章太炎學習國學，這使他兼具對西方理論的熟知和對中國文化特色（“國粹”）的敏感。因此，他在《國語學草創》中雖然廣泛運用了西方語言學理論，卻並沒有把漢語強行套入其中，相反，他試圖強調，漢語有其特殊性，這種與眾不同之處並不表明漢語落後，而代表了與西方不同的另一種文化。為此，他對漢語原始論予以了嚴厲的批駁。
胡以魯的闡釋不是從廣泛流行的三分法開始的，而是采用了“綜合語—分析語”二分法。他強調，語言之用在“明了表彰”思想，所取手段則應盡可能“單純”。在綜合語中，不同詞性主要通過語詞自身的形態變化表現，“一一分立，不相通用”；語詞順序反而不重要，可以隨意排布。分析語則不然，“表示二段以上之思想，各以其相當語詞為之，無錯雜糾綜之弊”；詞語的語法關係靠它們在句中的“位置”顯示，而“位置之配賦又自由自在，不失獨立”，更合乎人的思維習慣，有利於表達複雜觀念。也就是說，除了表達手段更簡便，分析語也標誌著人的思維水平的提升：“語言趨於分析，思想分化之要求也。”對詞匯的“職掌”與“意義”的“分析愈精”，就愈能表達“精密”的思想。這就是人類語言從綜合語走向分析語的主因。歐洲近代語言漸趨分析語，就是顯證。唯真正的分析語要到中國、安南、暹羅、緬甸去找，漢語尤為其中之“純之純者”。[2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