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語學草創》為中國學者研究相關課題提供了一個論述典範。此後的著作，從議題到論證方式，大部分都沒有超出此書的範圍：第一，漢語是孤立語嗎？第二，漢語是落後的嗎？第三，語言的形態三分法是否成立，又反映出一種怎樣的文化心態？多數學者異口同聲，認為這一理論暴露了西人自尊自大的文化偏見；而漢語在人類語言中，即使不能說是最進步的，也處於先進之列。不過，和胡以魯不同，他們對語言進化論的支持更為鮮明。
對三分法的介紹，當然是有關著作的必備內容。重要的是，大多數論者都對此說持批評態度。1919年，薛祥綏（1894—1940）在“保守派”刊物《國故》上發表文章說，三分法隻能說是言語的“運用”法，不能說是言語的分類法：“蓋以三者亦可互通，非必判然不合也。”英語就同時兼具三種類型的特征，漢語當然也是如此：其“一字一義，多為單音，借所安而別其職，如‘鳴鍾’之與‘鍾鳴’，同一‘鍾’也，所安有先後，而賓主之職斯別”，可說是孤立語；而“亦有合二字始足一義者”，單字的如“‘止戈’為‘武’、‘人言’為‘信’”，雙字的如“夫渠”“巴且”“覼縷”“贔屭”等，則可說是詰詘語；漢文中又有大量形聲字，有“根”（即通常所謂“聲符”）有“係”（即通常所謂“形符”），“分析之亦皆成字”，類似於“關節語”。[30]據此，三分法實未穩妥。
在新派人士眼裏，薛文很可能被視為將語言與文字混為一談的典型，正是“不入流”的表現。不過，新派語言學家中與之結論相類者可謂比比皆是。曾在北京大學、教育部國語講習所教授過普通語言學的沈步洲（1886—1932）在1931年出版的《言語學概論》中指出，施萊赫爾提出三分法時，“言語研究之曆程，遠不逮今日，而所謂關節、詘詰者，皆無確斷之性能，奚足以包舉一切？”洪堡早就說，梵語與華語分處“語言構造之兩極”，其他各種語言皆在二者之間，關節語包含範圍尤廣，可見三分法本就“不足”。將其“視為科學初創時倉卒之誤，取其說而置之高閣，亦未嚐不可”。[31]楊樹達也說：三分法實不能“統括今日世界所有之言語”，很多語言也並不全合分類標準，“如中國文有介詞，即有關節語之性質，而土耳其語中之語尾亦有與語根融合而類似屈折語者”，故其分類實不必過於當真。[3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