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上麵的論述並不意味著，所有的中國語言學家都讚同漢語先進論。實際上，即使在20世紀20年代之後，相異的聲音也還一直存在。
我們首先來看一下林語堂在20世紀30年代出版的英文著作《中國人》（My Country and My People，或譯《吾土吾民》）。在這本書中，林氏對中國傳統文化頗多讚美，但也有若幹批評，其中的一個矛頭就指向了漢語。他說，“漢語的單音節性決定了它使用象形原則的必然性”，這有利於保存古典，也造成了中國文化和政治的保守：
假如改用拚音文字，改用屈折語，那末中國人對他們的上級還會如此溫順和謙恭嗎？……如果中國人能夠在語言中多保存一些詞首或詞尾的輔音，那末他們不僅能夠動搖孔子權威的基礎，並且很可能早就打破其政治結構，讓知識得到廣泛傳播，出現長期的承平氣象，並在其他方麵得以穩步前進，發明更多諸如印刷術、火箭之類的東西來影響整個行星上人類文明的曆史。[70]
林語堂這裏存在著明顯的思想跳躍，使人很難明白，文字的“象形原則”與對上級的“溫順和謙恭”之間到底有何邏輯關聯。然而，可以肯定的是，此書對中國文化頌美有加，這段話絕不是要故意討好西人，而確實是反映了林語堂的真實想法。事實上，他把“單音節”的漢語和“象形”的漢字歸在一起，亦將“改用拚音文字”和“改用屈折語”視作一體之兩麵。這提示出，他對漢語的批評須放在漢字改革的思想背景下理解。林氏早年思想激進，是漢語拚音化的積極推動者，20世紀30年代之後他對中國文化的態度雖發生了很大的改變，但在語言文字問題上仍保留了一些舊見。
這一思想背景，對於那些更激烈地批評漢語的人同樣適用。前章已提到的瞿秋白，就是他們中極為突出的一個。他在1931年5月發表《鬼門關以外的戰爭》，點名批評了那些“現代中國研究言語學的人（例如沈步洲、王古魯）”，說他們“妄自高大”，因為他們居然“說中國古代的那種孤立語——沒有字尾變化的言語是比英、法、拉丁文都要進步！”在瞿氏看來，“虛字眼”，包括“關係詞（preposition）、聯絡詞（conjunction）、代名詞跟字尾”是“言語之中最重要的部分”。[71]字尾的豐富尤其“可以使言語文字的表現力加強，表現的意思更加精確”[72]。缺乏字尾變化，就很難保證表述清晰，這樣的語言怎麽可能是最進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