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國語言學家簡·愛切生（Jean Aitchison）認為：“一旦我們把宗教的和哲學的偏見剝去，那麽我們就會發現沒有證據可說語言是進步了，還是退步了。”而且“從語言結構的角度來看，也沒有證據可以說語言是在朝某一個方向移動——有些語言其實正在向相反方向移動”。[89]不過，在20世紀上半葉，進化論卻是各個學科認知世界的基本圖式。[90]對中國人來說，這一理論是付出了極大代價換得的教訓，故服膺之誠篤，有時且超過西人。如前所述，19世紀西方語言學對語言發展的描述實際上非常複雜，甚至有人視之為“退化論”；而20世紀中國學者對語言的線性進化觀念倒更加執著。除了胡以魯在此問題上態度較為模糊之外，其他的學者，不論是沈步洲，還是瞿秋白，都相信語言是進步的；不少人還像劉複一樣，嘲笑19世紀的語言學家乃是“尊古抑今”的“老頑固”。因此，本章討論的主題，可以視為中國近代曆史觀轉型的一個組成部分。
但是，在進化論視野下，中國文化的地位是非常低下的，那麽，中國學者怎樣麵對這一挑戰？實際上，盡管近人對西方充滿了欣羨之情，對中國文化傳統的信心也大打折扣，但他們並不甘於西人指派的“落後”地位，而是利用各種可能，證明中國文明並非停滯不前，乃是不斷進步的。諸多曆史學家試圖從“社會史”“文明史”“國民史”“世界史”視角發現中國曆史的進化過程，就是這種努力的表現。[91]不過，整體來看，這些努力也隻能證明中國人在進步或者不是太落後而已。相對說來，語言學的形勢似乎樂觀很多，故學者的目標也更進一層，他們要證明漢語是最先進的語言，甚至欲圖借此修改19世紀定下的語言進化標準。[92]這意味著，在20世紀上半葉的中國與西方，進化論雖然都享有“意識形態”的地位，但它本身並不一定就是最終依據，在其背後，潛藏著一個文明的自尊心。西人所持的複雜的語言“進化論”（與“退化論”），以及中國學者對進化論的堅持，都是同一心理作用的產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