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與“民權”都是19世紀末20世紀初被引入中國的觀念，在實際運用中也常彼此交織，互為表裏。受其影響，中國現代國家建構也同時在理論上接受了兩個原則：一是政治、經濟、文化乃至國民心理和情感的一體化，這集中體現在“合群”一類概念中；二是國民身份和權利的平等化，主要通過“民權”等概念表現。二者雖有相當程度的重合，卻也存在持續的緊張：要成為一個整體，有時難免不能人人平權；要求個個平等，或可能造成國家分裂。更何況，“國民”隻是一個抽象概念，一旦落實為具體情境，便呈現出多元麵目，利益不同，主張各異，無疑強化了這種緊張感。
作為國家建設的重要組成部分，國語運動也無可避免地卷入兩大原則的緊張之中，這特別可以從20世紀上半葉的國語語言標準論爭中看出。這一問題圍繞兩個分論題展開。第一個議題最引人注目：哪種語言才有資格成為國語？第二個議題引起的關注相對較少，但重要性並不因此降低：誰才具有確定國語的資格？理論上，這一討論本應以語言學的學理為出發點；但嘈雜的眾議聲中，固多有學理思考，亦不乏弦外之音。1917年的一份文獻就提示到：中國方言眾多，人民“各安其習”，即使定出標準語，“誰肯服從”，且又“將以何地之語言統一之”？[1]參與過“國音”製定的胡以魯也說，語言是一種“社會現象”，製定標準語“當視社會心理為標準”。[2]這顯然就已逸出學理範圍了。不過，這也不隻是一個社會心理和習俗問題，事實上，它也展示了不同地域和階級意識的衝突，夾雜著各異的文化和政治訴求，但又多與“平等”這一共同的核心價值理念相關。在爭吵聲中，國語語言標準幾經修改，每一次修改都是語言學學理和眾多政治—文化因素共同作用的結果，而後者的影響力往往還超過前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