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紀初，“語言統一”已經成為新派人士的口頭禪（參看第三章）。但喊喊口號容易，真正付諸實踐，就不能不麵對一大堆實際問題，其中首當其衝的就是：用什麽語言來作為統一的標準？
如同第三章已經提到的，麵對這個問題，無論是民間還是官方，很多人首先就想到北京話。1910年，《大公報》以《論統一國語之方法》為題征文，應征者幾乎一麵倒地支持京話，以至一位自稱“隸籍江西，流寓廣東”的反對者也不得不承認：“今日之言統一者，皆默許以京話為正音。”[7]除了京話已享有社會優勢地位外，來自異國的例證也強化了它的說服力。日本以東京話為標準語，英國以倫敦話為標準語，是時人筆下頻頻出現的例證，乃至有人以為，以“京話”為國語乃“各國通例”。[8]
當然，更重要的還是政治考慮。我們在第三章引用過的《南洋日日官報》1905年的那篇文章，宣稱“考文之權出自政府，而同聲之應歸於王畿”，就是從這個角度出發的。它是“官報”，當然代表官方立場。唯民間認同這一觀點的人也不少。直隸士人曾家莊說：“士各守其鄉土之音，自以為是，苟非懸一格以為的，必不能破其先入之見。而此為的之音，蓋舍京音外，無此資格。非徒當王之足貴也；黃河以北，語言與京音不甚殊絕，即以多數為趨向，亦舍京師莫由。”[9]“當王之足貴”，閑閑一筆，卻是理所當然。這固然可能受到皇權觀念的影響，但在傳統製度中，“考文之權”雖“出自政府”，“同聲之應”卻未必“歸於王畿”：清代官方頒布的標準韻書《音韻闡微》便不以京音為準。[10]其實，國語是隨著現代國家建構的一體化要求而出現的，與傳統政治的背景實不相同。
其實，這一時期地方自治和民權觀念流行，國民意識高漲，把京話與朝廷連起來，不但未必有益，甚且可能失分。不知是否意識到了這點，讚同以北京官話為國語語言標準的由觀生和曾家莊都把闡述重心落在京話通行地域最廣、通曉人數最多等方麵。王照也是讚同官話的，他後來回憶：“官者公也，古時但有此一解，而南人妒者誣賴為反平民。”[11]由此可知，“官話”即“官”話乃是當時頗為流行的一個觀點，而此“官話”無疑主要又是指官場流行的北京官話。前引《大公報》的那位江西籍作者即語帶酸鹹地說：若有人謂“北京乃帝都，中國之大君主所居，豈可使大君主不尊重其固有之方言，而以別省者為之正音乎？”那麽就隻好回答：“是謂勢力範圍，非鄙人所敢爭者也。”[12]這不啻說，以京音為正即以君權壓人。章太炎更直接把政治原則搬過來：“夫政令不可以王者專製，言語獨可以首都專製耶？”[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