兩大意見社群都讚同國語應“代表全國”，而“全國”又往往被置換為“多數人”。但誰是“多數”？如何證明自己所欲者即可代表多數？所謂“多數”，是指人口之多寡，抑或涉及流通地域之廣狹？其時中國並無站得住腳的人口普查數據，更談不上全國性的語言調查，故沒有任何一方可以拿出具有高度說服力的證據。要證明自己的主張，必須通過各種“非語言學”的手段來爭取——事實上，一種語言是否具有代表性，一般也並不取決於其在語言學上的特征，而取決於社會和政治條件。國語不僅是一種“共通語”，也是經國家權威機關正式認可的“標準語”。民間的各種方案，如不能獲得認可，就隻能是“方案”。故人們雖然竭力把國語與官府區隔開，卻必須重視官方態度。這樣，此一問題也被轉化為在官方層麵爭取“多數”席位的問題。
這兩種輿論取向在官方或半官方層麵也都有體現。清政府於1904年年初頒布的《奏定學堂章程》首次揭櫫語言統一的目標，就要求學生“練習官話”（參看第三章）。此後幾年，官方也都使用“官話”一詞作為標準語的定名。但學部並未指明何種語言為官話。相當一部分官員自動理解為北京官話，比如，1907年湖北學使黃紹箕令各學堂添加國語科，雲嗣後教員“上堂授課均改作京話”[39]，然學部仍未澄清，頗有默許的意思。然而，學部1906年的一份谘文（參看第二章）又指出，製造切音字，須“依《玉篇》、《廣韻》等書所注之反切，逐字配合，垂為定程，通行全國，不得遷就方音，稍有出入”。各地方言不無參差，“要當慱考異同，返其原始，決不能據一二省之方音為標準，而強他人之我從”。谘文特別提到，京音無入聲，而他省有之，“自不能一概抹殺”，則所持又為會通立場。[40]看起來，官方在此問題上的態度實際非常模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