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音的公布得力於白話文運動不少，唯後者也使得國語語言標準的確立更加複雜：顧名思義，國音關注的就隻是語音，白話文既號稱“國語”，就必須關注語匯和語法。這個問題在清末已被注意。吳稚暉曾批評學部計劃頒布的“官話課本”荒謬不詞：“官話”乃“文字可寫之語，而又不雜以一方之土俗典故，使人人通解”者，本不需課本；故學部此議實有強迫南方人以習“北人土俗典故”之嫌。[86]在上海辦《競業旬報》的胡梓方（1879—1921）也說：“官話無文字之沈晦，無方言之龐雜，聲入心通，無毫發扞格”，“京話”則隻是“京師之方言”，故寫白話文當用“官話”，而非“京話”。[87]實際上，明清以來本有一個較成熟的白話文傳統，使用的就是普通官話；故相對於語音的爭論，在語詞和語法方麵，大家更易達成共識。
不過，清末白話文以“教育普及”為號召，並未激起太大風浪；新文化運動諸子則是要把白話文奉為文章正統，遂引起不少誤會，其中之一是把白話看作方言。陸費逵1919年就發現，其時白話文沒有標準，“往往你寫的北京官話，我寫的南京官話；你寫的山西官話，我寫的湖北官話；更有浙江官話，江蘇官話，夾了許多土話的官話”，使人不能不擔心，“將來弄了這許多種的官話，怎樣統一”？[88]
唯新文化運動諸子心中的“白話”確是國語，而非方言。1917年8月，錢玄同在給陳獨秀的一封信中，號召新文化運動者自覺擔當製定“標準國語”的責任。否則，“難道應該讓那些專講‘幹脆’、‘反正’、‘幹麽’、‘您好’、‘取燈兒’、‘錢串子’，稱不要為pie，稱不用為pong的人，在共和時代還仗著他那‘天子腳下地方’的臭牌子，說什麽‘日本以東京語為國語，德國以柏林語為國語，故我國當以北京語為國語’，借這似是而非的語來抹殺一切，專用北京土話做國語嗎？”陳獨秀也很讚同：“用國語為文，當然采用各省多數人通用的語言。北京話也不過是一種特別方言，哪能算是國語呢？”[8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