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紀30年代，左翼文化日漸興盛，在不同領域全麵鋪開，語言文字亦身處其中。這場戰鬥的主要領導人是瞿秋白。他在1931年5月的一篇文章中批評“新文學”沒有完成自己的使命：文言“還占著統治的地位”，“新式白話”又脫離了中國“一般社會日常所用的腔調”，夾雜著不少歐化用法，猶如“另外一個國家的文字和言語”。因此，必須進行一次新的文學革命，以“建立真正現代普通話的新中國文（所謂‘文學的國語’）”。[136]其實，新文化運動諸子早已提出類似意見。錢玄同就曾對“現在那種由古文蛻化的國語”表示不滿，號召“根據活語言來建設新國語”。[137]但瞿秋白雖使用了“文學的國語”一類說法，卻對“國語”采取了嚴厲的批判態度，視之為多民族國家中統治民族“同化異族”，“壓迫弱小民族的工具”。至於他自己，青睞的是“普通話”——在文化、政治、經濟的“中心”，由於大家“自然而然”地“避開自己土話之中的特別說法和口音”，而“逐漸形成”的一種共通語。它雖然“大半和以前‘國語統一籌備會’審定的口音相同，大致和所謂北京官話的說法相同”，卻“不必叫做國語”。[138]通過拋棄“國語”，使用“普通話”一詞，瞿秋白告別了五四傳統，帶領左翼文化走進了新階段。
兩個月後，瞿秋白再次質疑北平話作為國語的資格：“一種方言要有做全國普通話的基礎的資格，必須說這種方言的地方真正是經濟、文化的中心，同時，又是政治的中心。”而中國尚沒有這樣一個中心。北京過去隻是政治中心，而不是經濟、文化中心，故過去的“白話固然把北京話當做官話，文學的言語卻用極混沌的所謂江南話的讀音做官音的”。國民政府定都南京，“北京連政治中心的資格都喪失了”。而“最近三十年來”，新的學術言語、工商業技術言語、政治和社會交際言語都“大半發生於‘南邊人’的嘴裏”。可是，京話憑借“國語”資格，要“‘打倒’其他的一切方言”，逼迫南方人“去學那種半吊子的北京話”，豈非荒唐？瞿秋白認為，比較起來，還是混合南北的老國音“好些”。[13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