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清末開始，許多讀書人觀察到一個令他們深感不安的現象：有些來自不同地區的中國人在談話時，不得不把外語作為溝通工具。顏惠慶直到晚年還記得，20世紀初在上海舉行的一次教會會議上，“一個福州籍的牧師與一個上海教友交談，需要兩個美國人居間轉譯”[1]。另外，1905年或1906年前後，汪康年注意到，語言已成為列強手中一種有意識的殖民工具：“各國均於所指勢力圈各地，誘人學其語言。如日本於福建、浙江多設日文學堂，俄於東三省、直隸廣誘人學俄語”。他敏銳地感到，此舉“已明露布置瓜分之意”。[2]事實上，這政策不無效果。20年代初，周銘三觀察到，中國不同地區通行不同的外語，其分布範圍大體和列強勢力範圍相重合：滬寧鐵路一帶盛行講英語，雲南流通的是法語，南滿鐵路沿線和山東使用日語，北滿和新疆的一部分流行俄語。[3]
其實，能用外語交流的畢竟隻是極少數人，但這些例子被人反複提及，幾成陳詞套語，甚至被當作中國所獨有的“國恥”。[4]此一情形對中國人刺激之深，略可想見。這恥辱來自兩方麵：方言眾多，“各自為政”，是“內生的國恥”；外語橫行，反客為主，是“外來的國恥”。二者相緣並生，前者又為後者的存在提供了可能：正因方言為異，外語才會橫行，故“內生的國恥”比“外來的國恥”更加危險。欲雪斯恥，必從國語統一開始。[5]
因此，外語和方言的交互刺激是中國國語意識產生的重要途徑之一。但這不意味著作為概念的“外語”和“方言”就先於“國語”而存在。事實上，無論是這三個概念本身，還是由它們共同組成的三元的語言認知結構，都是中國近代政治與社會轉型的產物。在此認知結構中，國語占據了樞紐地位。呂叔湘曾說：國語既是“和外國語對待的‘中國語’”，又是“和方言對待的‘標準語’”。[6]“國語”的界定要通過與“外語”及“方言”的對照方式完成，最可看出三者相互輝映的關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