現代方言概念的確立，給中國語言學研究帶來了新的發展契機，也帶來了一些新議題。其中，有三個因素特別值得一提。第一，它要求人們在方言和“語言”之間做出明確區分，這未必合理，更不容易：單從語言特征講，二者之間是一過渡地帶，而不是一條明確界線。第二，盡管現代語言學提供的解釋框架常被視為是普世性的，但這一來自西方經驗的理論架構，無法完好地消化中國語言的特殊現象。第三，語言學的發展本和政治運動有著千絲萬縷的聯係，現代中國學者更是麵臨雙重緊張：既要致力於中國語言研究的“科學化”，又要效力於民族國家的建設；前者來自一個普遍性的衝動，後者受製於明確的地方性意圖。所有這些因素相加，使得對下麵這些問題的回答尤顯必要：各地漢語的歧異性有多大？它們到底是漢語“方言”，還是不同“語言”？一句話，我們怎樣確定漢語的疆域？
傳教士是研究中國現代方言的先驅[41]，我們先看看他們的觀點。20世紀20年代初，由基督教教會方麵出版的《中華歸主》一書批評了兩個流行觀點：一個是漢語方言的差異“無關緊要”，另一個是“中國的方言就是一些不同類型的語言”。至於該書作者的意見，則是在這兩種看法之間取其中道：既承認官話、吳語、閩語、粵語存在著明顯歧異，又把它們都歸入漢語方言之列。[42]此書作者基本都是西人，此處批評的第二種看法也是西方學界的主流觀點，至今仍很流行。[43]瑞典漢學家高本漢的態度就跟《中華歸主》的編者相類，但也認為中國方言“相互懸殊，直如外國語之不同”[44]。
對很多中國人來說，這大概不算是一個不得了的問題，但答案也遠非不證自明。樂嗣炳就發現：“習用了某一個地方底漢語方言底人，初次聽見同一個漢語係統內別一個地方的方言，簡直會不懂；並且有時候幾乎誤會這兩方相差較遠的方言，是兩種不相同的語言。”[45]高名凱也說：法語、意大利語、西班牙語的分別並不大，“卻是不同的語言”；中國各地“語言大有差別”，廣東話與北平話、福州話與江蘇話的差異不亞於西班牙語之於法語；“這樣說起來，所謂中國語到底是什麽，確是一個問題”。[4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