顯然，在論證漢語方言同源性的問題上，曆時性研究起到了最為關鍵的作用。然而，這裏也存在一個必須加以辨析的問題。根據現代方言學家的自我認知，他們的研究和傳統學術的一個重大區別就體現在時間維度上。用沈兼士的話說，傳統學人是“目治的依據古籍來探尋曆代文語蛻禪的軌跡”，現代學者是“耳治的研究現代各地方語言流變的狀況”；前者“注重縱麵求是的考證意義和聲音之本相”，後者還同時注重“橫麵致用的‘約定俗成’之原則”。[96]簡言之，在取向上，傳統方言研究以存古或證古為目的，現代方言學以通今為目的；在資料上，傳統學術以古書為中心，現代學術以實際的語言調查為中心。
要深入理解這一變化，我們不妨從幾位現代學者對章太炎《新方言》的批評入手。此書因開拓了從詞源學角度研究漢語方言詞匯的視角，被認為是“傳統方言學與現代方言學之間的承前啟後之作”，在學術史上地位很高。[97]章太炎在這本書上麵也花了不少氣力：刊登廣告，征集素材；又親自向在東京留學的各省學生請教，“遍訪異言，歸而次錄”。[98]結果使他非常滿意，自詡其書既廣求“今語”，不“沾沾獨取史傳為征”，又將“今世方言”中“難通之語，筆劄常文所不能悉”者，一一“上稽《爾雅》、《方言》、《說文》諸書”，使其“敫然如析符之複合”，從而打通今古之隔閡，推明“國語”之“本始”，於保存古學，甚有功德。[99]
但在現代方言學發軔時期，此書卻成為箭垛，批評的火力則主要集中在它喜歡從周秦古籍中尋找現代方言的語匯來源這一點上。1924年，中國曆史上第一個方言研究機構——北京大學研究所國學門方言調查會的成立宣言，就竭力分辨現代方言研究和揚雄式的“訓詁學”、章太炎式的“語原學”的區別。[100]章氏弟子沈兼士在20年代初也多次表明，《新方言》“每語必求他的古字”，最難叫人滿意。因“後起的語言，不必古書中都有本字”。若一定“都要審定出一個原文來”，勢難免穿鑿附會。故我們與其“拿和現在說話不相符的古字來替代俗字”，不如認真探究一下這些俗字的“意義究竟是怎樣”。[1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