雖然不少中國學者都對漢語方言的歧異性表現出幾分不安，但整體來看，他們在論述此問題時，基本上仍是輕描淡寫——我們當然可以猜測，這可能是有意為之，其實正提示了他們內心的緊張。然而可以肯定的是，心中的緊張感當然有，但絕沒有達到使他們感到無措的地步。不過，在有關文獻中，我們還是可以發現一些不同的議論，提示出問題的另一麵。比如，在南洋推行國語教育的郭後覺（1895—1944）發現，許多福建人、廣東人“覺得‘國語’的難處”不隻是音調的不同，即使是詞類、語法，“也都和本鄉話參差得很遠”。[119]郭氏當然並不因此就否定學界的主流結論（所以他才試圖通過“對照”閩粵語和國語的方式來幫助福建人、廣東人學習國語），但他對形勢的判斷顯然比後者來得嚴峻。
真正使問題複雜起來的是中國字拉丁化運動。前已說過，從主張上看，它和國民政府支持的國語運動其實有不少重合之處，但左翼人士自覺地把它看作與國民黨鬥爭的一部分，牽連所及，國語運動遂成標靶。當然，二者在語言學觀點上也確有不同，其中和本章主題相關的是如何看待方言的問題。中國字拉丁化運動認為，漢語方言異常複雜，國語統一隻能是遠期目標，為了使勞苦大眾盡快掌握一套讀寫工具，必須以不同方言區為單位，推廣本區方言的拉丁化文字（參看第七章、第十章）。顯然，這一論點能否成立，主要取決於如何評估漢語方言的歧異程度。
1947年6月，宣傳中國字拉丁化運動的重鎮《時代日報·新語文》副刊發表的一篇署名“耐煩”的文章指出：“閩語和‘國語’之間的距離決不比英語和德語之間的短，無論語法、語匯和語音都有不同。”這看來和郭後覺所見略同，但文章作者據此認為，閩語、粵語和“國語”（實指北平話）的差異根本就是不同語言的差異：“北平人聽到廣州話自然知道它是中國話，正如英國人知道德語也是日耳曼語一樣，所不同的是前者給人的概念是‘一個國家的方言’，而後者是‘兩個國家的語言’。兩者之不同是所屬政治區域之不同，而不是性質之不同。”文章作者對依據韻書來證明各地語言“統一性”的做法也很不屑：廣州話與《廣韻》存在“語音的變遷關係”，北平話則與《廣韻》差之甚遠，故我們“決不能”說廣東和北平的“語音分類相同”。事實上，“如果根據韻書來斷定南北韻攝統一，正無異於一部分人根據漢字來說中國語言統一是一樣的可笑”。[1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