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章試圖表明，現代方言概念和漢語方言學（也包括了方言區和方言譜係）是怎樣通過國語運動建立起來（反過來，在國語概念的建構過程中，方言概念也是一個不可或缺的推手），並在一個更大的層麵上服務於國族建設的。
同曆史學、人類學、經濟學等學科一樣，語言學也是近代民族主義交響樂團的一個成員。無論中外，莫不如此。而中國語言學家在演奏這首曲子時，比西洋語言學家麵臨更多的困難：作為文化整體轉型的一部分，中國語言學不可避免地受到救亡圖存一類政治意圖的製約；但現代語言學在西方誕生，又隨著殖民主義的擴張曆程而成長，不可避免地具有西方中心主義色彩。中國學者既須按照西來標準將漢語研究提升到“世界”水平，又須盡力防範過於僵硬的西化標準對漢語造成的傷害。如何既不失東方神韻，又保持樂調平衡，殊費心力。我們已經看到，他們如何透過“漢語進步論”來反駁西方視角的偏見（第六章），而圍繞著“方言”概念的討論，就在更大程度上體現出中國訴求與西化標準的緊張。
霍布斯鮑姆說：“所謂‘方言’，跟國語一樣，也是遲至晚近才出現的概念。”[150]此言適用於歐洲，也適用於中國。我們甚至可以套用一下霍布斯鮑姆那個不無誇張的著名句式：“方言”是一個“發明”。就中國而言，它是和從“天下”向“國家”的收縮同步的：“國語”替代“雅言”，“方言”也從“方域”之言淪為“地方”之言。二者同時進行，也彼此界定。但這還不夠，在國語和方言背後，始終隱存著一個外部範疇，那就是外語。國語必須經由和外語相對照，才獲得其最終邊界；現代方言概念的確立，以及它和國語構成的等級關係，也必須經過把外語區分出來並排除在外這一步驟。實際上，也正是通過內外之別和內部的高下之分，這個三元語言認知結構才成為國族政治認知結構的對應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