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06年，陸費逵在一篇文章裏指出，中國人之所以“知有鄉誼而不知有國家觀念，知有省界而不知有國家種界”，一個重要原因就是“方言不一”。因此，要凝聚“全國人心”，就要從“統一語言”做起。[8]這段話可以看作對國語運動基本思路的高度概括。顯然，自一開始，方言就和“分省界、判同鄉之成見”聯係起來[9]，成為國語運動主要的針對對象。20世紀20年代中期之後，在有些“革命家”眼裏，方言更是成為“封建”勢力的表征。[10]與此同時，作為鑄造“國家觀念”的利器，國語則被提升為確立“國民資格”的要件。1923年，黎錦暉宣布：“不懂中華國語的人，當然沒有中國公民的資格。”[11]不久沈恩孚（1864—1949）也提出：“不論老的少的男的女的，都要懂得國語，假使不懂國語，就是沒有國民的資格。”[12]
不過，對方言紛歧的批判，是否即意味著國語運動應把打倒方言作為一個努力目標？按照“一個民族，一種語言”的原則，答案自然是肯定的。1902年，《外交報》刊發的英國傳教士“利君”的演說便預測：“中國苟能永遠自主，則各地土音，必盡易為官話。將來鐵路大通，往來便易，複多設學校，教化齊同，土風之不操，有斷然者。”[13]那麽，語言的統一即“土風”的絕滅。1910年，由日人主辦的《盛京時報》發表了一篇倡導國語統一的文章，提及西方“宗主國”禁止殖民地人民使用“土語”，“以消殺其故國之思”。[14]這些例子隱含了兩個假定：語言塑造了人的認同，而方言所代表的認同和國語的認同是對立的。
中國的國語運動同樣是從第一個假定出發的，但對於第二個假定，則有不同的看法。它的不少領袖人物都明確宣稱：國語和方言並非你死我活的關係；在統一國語的同時，也應容許甚至鼓勵方言的存在與發展。比如，早在1911年，陸費逵就提出，國語須求“語音完備”，而中央教育會議通過的統一國語辦法案“僅以京音為準”，不能囊括各地方音，他擔心“將來各省之音，勢必歸於消滅”。[15]作為國語運動最早的倡導者和積極參與者之一，這段話清楚表明了他的態度：國語統一不能以方音湮滅為代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