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在西周時期，“雅言”就成為華夏諸國的共同語言。[39]但長期以來，這種共通語並未成為遍及社會的要求，對普通人幾乎不具任何強製性的效力（參看第十章），在日常生活中也沒有享受更多青睞。除特殊情況外，很少有人把官話當作首選語言。即便小兒念書，大多也都采用鄉音授讀。這種情形不但普遍，也被認為是理所當然。隻是到了清末，情況才開始發生變化。嚴複在1898年的一篇文章中，譏諷中國的“當軸貴人”“舍倉頡下行之字不能讀，非本國之言語不能操，甚且直用鄉談，援楚囚之說以自解”，甚為可“鄙”。[40]他這篇文章本來是要提倡學習外語，隻是順便諷刺了一下“鄉談”，不過這裏的用典值得注意：“楚囚”一詞，典出《左傳·成公九年》的“樂操土風，不忘舊也”，被稱為“君子”之行，自來世無異詞，到嚴複這裏卻成為鄙陋之相，時代風氣將變，消息於此可覘。
但並非所有的人都能順利改變積習。1914年，胡適就在日記中感慨：“吾輩少時各從鄉土之音，及壯，讀書但求通其意而已，音讀遂不複注意，今雖知其弊，而先入為主，不易改變。”[41]這是力不能，不是心不願。然而也有人恰好相反，雖然會說一口流利的國語卻很少說，甚至根本就不想學。這裏舉三個文化學術界人士的例子。
第一個例子是傅振倫（1906—1999）。他的家鄉河北新河，離北京不算遠。傅振倫1929年自北大畢業，一直在學術界工作；而且他是世界語運動的積極分子，曾參與組織中日世界語學會，編有《英漢雙解基本世界語字典》《漢語世界語辭典》等。但他一輩子隻說方言，不講國語。他自己的解釋是：“北京笑‘南宮冀州人說不清星辰日月肉和人’，我怕脫離父老鄉親，不敢向鄉裏撇‘京腔’，故說話不改鄉音，且仍沿土語。”[4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