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語是“標準語”。但“標準”也還有程度的不同，有不同即有爭議。有一部分人力主嚴格推行“標準國語”，但也有相當多的人認為，隻要不同地方的人們可以自由交流，即便是“藍青官話”，也已達到語言部分統一的目的，而國語毋寧是“藍青官話”的“升級版”。這種意見影響甚大，以至有些官方文件都不自覺地使用了“藍青國語”一類說法（詳見下節）。
第一派主張的支持者主要是一些語文教育界的人士。20世紀20年代初，曾編寫過多種國文教材的範祥善提出，教師在“教授國語時候，要字字合著國音，才算是真正的國語”；否則便“不倫不類”，“不成事體”。[70]其時出版界名人方毅（方叔遠）提出：“隻要學得四不像的藍青官話，北方人可以聽得懂就算了。”金陵中學國文教師吳亞伯立刻反駁：學國語就要“學得像”，不能隻求近似，否則以“雞子”為“妻子”、以“姐夫”為“家父”，豈不讓人產生大誤會？[71]範祥善、吳亞伯的態度，大概就屬於錢玄同筆下的“所謂教育家也者”：字字吻合，一字不誤，豈非就是“最愛咬文嚼字”，“最愛鑿四方眼兒”？反之，按照錢氏的意見，標準就要寬泛、靈活很多：所謂國語，即“全國中應該有一種大同小異的語言，能夠彼此相喻而已”。他還明言：“‘國語統一’這句話，我是不主張的。”[72]
與對待方言的態度一樣，錢氏的意見也代表了許多新文化運動者的共識。1920年5月，胡適在為教育部國語講習所“同學錄”所寫的序言中，專門批駁了要求教育部規定“國語標準”的主張。因為在他看來，國語標準是自然逐步形成的：“沒有一種國語是先定了標準才發生的；沒有一國不是先有了國語然後有所謂‘標準’的”。因此，“你要想用國語，千萬不要怕南腔北調的國語。你不經過南腔北調的國語，如何能有中華民國的真正國語呢？”[73]乍一聽來，“南腔北調”似乎隻是通往“真正國語”的一個必經階段。但其實，他根本認為完全的“國語統一”既做不到也不應該：“國語至多不過統一個大致罷了”，正好比貨幣兌換，“打一點折扣，並不害事的。非官話區域的人，學幾句官話——國語，也要打個折扣，但也沒有妨礙的”。[74]